东晋，衣冠南渡后，“假葬”成为一种流行

法制文物，是古代法律制度的见证和记录。中国古代有过什么样的法律制度，就会留下什么样的法制文物。从物的角度追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生成演变，既形象生动，也充盈着新知、新趣。

当我们亲临新发现的考古遗址或置身国宝荟萃的博物馆，环顾琳琅玉器、庄严礼器、凌厉兵器，不禁会思考它们与法制的关联，同时也会追问，“礼源于祭祀，刑始于兵”的中国古代法制起源路径能够通过文物展现吗？中华法系的“德主刑辅”“礼刑合一”等特色，是否会物化为器物？中国厚重的古代文化遗存遗物，到底能揭示怎样的法制演变格局？

东晋

本期为第十四期。我们为大家继续带来东晋时期的三件文物：好太王碑、四角羌王印、《谢鲲墓志》。西晋覆灭后，世家大族衣冠南渡，东晋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局面。而这一时期，为了表达回归故土的愿望，“假葬”开始流行。

壹、东晋·好太王碑

【出现时间】约义熙十年（公元414年）立

【所在地点】吉林集安市洞沟古墓群禹山墓区东南部。

【文物介绍】高句丽碑石，高6.39米，宽1.34-2.00米，全称“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碑”。东晋时期高句丽第19代王谈德（374～412）纪功碑。石呈方柱形，四面环刻，分别为11、10、14、9行，总44行，满行41字，现存约1590字。
碑文第一部分记载了高句丽起源建国的传说，前三王的传承，好太王的统治。第二部分记载好太王在位期间（391～412）参与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包括讨碑丽、伐百济、救新罗、驱倭寇、征东夫余等。第三部分是关于好太王守墓烟户的摊派、来源及管理制度。

贰、东晋·四角羌王印

【出现时间】东晋（公元317-420年）

【出土&展陈】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文物介绍】东晋铜印，驼钮。印文中“四角羌王”为当时羌族“四角”部落的首领。魏晋时期少数民族官印多饰驼钮。《晋书》中记有北羌四角王薄句大等，受黑羌招诱，扰北地、冯翊而败走之事。

叁、东晋·《谢鲲墓志》

【出现时间】东晋（公元317-420年）

【出土&展陈】1964年出土于江苏南京中华门外戚家山残墓中，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

【文物介绍】花岗石制，长60厘米，宽16.5厘米，厚11厘米。志文共4行，满行17字。志文为：
01晋故豫章内史，陈[国]阳夏，谢鲲幼舆，以泰宁02元年十一月廿[八]亡，假葬建康县石子罡，在03阳大家墓东北[四]丈。妻中山刘氏，息尚仁祖，04女真石。弟褒幼儒，弟广幼临。旧墓在荧阳。
谢鲲（281-323），字幼舆，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国子祭酒谢衡的长子，太常卿谢裒的兄长，官至豫章（治在今江西南昌）太守。太宁元年（323）十一月病逝于任上，时年43岁。《晋书》有传。
西晋末年北方战乱，中原地区的世家大族纷纷南渡避乱，谢鲲便是其中之一。志文第2行言“假葬建康县石子罡”。“石子罡”即今南京城南石子岗；“假葬”意为“借葬”，表并非永久安葬。志文最末有“旧墓在荧阳”，显示谢氏家族祖墓所在地，即今天河南郑州荥阳市。“假葬”表达了南渡士人怀恋故土、归葬中原的心志。该墓志是迄今所见六朝墓志中最早的一方。

两晋十六国法制：由繁入简的分水岭

两晋十六国处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分裂时期，100多年的时间里20多个大小政权轮番登场。由于大部分政权是胡族建立的，国祚也比较短，因此在法制史上存在感不强。只有西晋统一三国后制定的《晋律》，称得上一部划时代的法律。

《晋书》中记载，西晋取代曹魏后，贾充、羊祜等人在晋武帝司马炎的命令下制定《晋律》，在汉九章和曹魏《新律》的基础上，将法律条文进行梳理，整合成28篇620条律令，共27657字，“蠲其苛秽，存其清约”。

《晋律》的一大特色是进一步纳礼入律，第一次把“准五服以制罪”写入法律。即依据礼法中的服丧制度来确定亲疏远近，进而决定量刑轻重；服制越近，以尊犯卑的惩罚就越轻，以卑犯尊的惩罚就越重。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除了法典本身，律学家张斐、杜预为《晋律》作注解，也使《晋律》增色不少。好比现在的司法解释，张斐、杜预为《晋律》作注后，司马炎将其诏告天下，也就与《晋律》有同等法律效力，史称“张杜律”。
不少人认为，《晋律》是中国古代法典由繁入简的分水岭。这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唯一颁行于全国的法典，在法制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本文首发于“无讼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