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兵荒马乱的时期，却留下了“古雅第一”的碑文？

法制文物，是古代法律制度的见证和记录。中国古代有过什么样的法律制度，就会留下什么样的法制文物。从物的角度追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生成演变，既形象生动，也充盈着新知、新趣。
当我们亲临新发现的考古遗址或置身国宝荟萃的博物馆，环顾琳琅玉器、庄严礼器、凌厉兵器，不禁会思考它们与法制的关联，同时也会追问，“礼源于祭祀，刑始于兵”的中国古代法制起源路径能够通过文物展现吗？中华法系的“德主刑辅”“礼刑合一”等特色，是否会物化为器物？中国厚重的古代文化遗存遗物，到底能揭示怎样的法制演变格局？

十六国

本期为第十五期。我们为大家带来出自十六国的三件文物：广武将军碑、凌江将军章、北凉文书。十六国时期的乱，既是政权更迭、军事动乱的乱，也是胡汉对立、文化摧残的乱。这几件文物，正是胡汉文化逐渐从对立到交融的见证。

壹、前秦·广武将军碑

【出现时间】前秦建元四年（公元368年）

【出土&展陈】碑石于清代发现后几度佚遗，1920年在陕西白水县南彭衙村寒崇寺（又称玉华宫）内重新发现，1970年移存西安碑林。

【文物介绍】国家一级文物。碑尖首平顶无穿，通高176厘米，宽73厘米，厚14厘米。额刻“立界山石祠”5字。碑身四面刻字。碑阳有界格线，刻碑文17行，行31字。碑阴分上下二列，上列15行，下列18行，皆为题名。碑两侧文字亦为题名。碑文剥蚀较严重。
碑额5字中第二字笔画不甚清楚，多被释为“界”或“此”等。据碑阳第14行“西至洛水，东齐定阳，南北七百，东西二百”等文字，可推断此碑是广武将军主持定界以后所立，“界”字多被采信。清洪颐煊《平津读碑记》云：“碑已残泐。前叙其先世，次叙其政绩，末有官名疆界，似是纪功立界之碑。”
马长寿先生考证碑侧及碑阴所列134人中，可确定族属的70%为羌人、氐人，还有部分西域胡姓。上述姓氏在民族融合过程中所改称的汉姓至今仍遍布渭北各县。
前秦为苻坚所建，都长安，从皇始元年(351年)始至崇延初年(394年)共传六帝，历时44年。苻秦碑版存世者，仅《邓太尉祠碑》与《广武将军碑》二石。

康有为称此碑为“古雅第一”，“碑阳字似流沙坠简，古逸至矣”。于右任将此碑与《姚伯多造像》《慕容恩碑》称为“关中三绝碑”。

贰、十六国·凌江将军章

【出现时间】十六国（公元304-439年）

【出土&展陈】出土于青海西宁市南滩砖瓦厂墓葬，现藏于青海省博物馆。

【文物介绍】古代将军印。半球形印盒以犀角制成。印文篆书“凌江将军章”五字。《宋书·百官志》载，“凌江将军，魏置”。自凌江以下，则有宣威、明威、骧威等将军名号凡四十余种。另据《宋书·礼志五》载，鹰扬、折冲、伏波、凌江诸将军服制系“银章，青绶。给五时朝服，武冠”。该印出土于多民族文化交汇区，对研究十六国时期西北军事制度有所补益。

叁、北凉·文书（两件）

【出现时间】北凉（公元397-460年）

【出土&展陈】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现藏于吐鲁番博物馆。

【文物介绍】北凉为十六国时期的政权，最强盛时控制今甘肃西部、宁夏、新疆、青海等地。
上为户籍残券，文载：“（前缺）魏奴三口，荆诬二口，成保二口，李酉兴二口，石卯弘三口，解生三口，马诬四口，李渊七口，宋负六口，□□□四口（后缺）。”记载了吐鲁番地区在北凉政权中期的姓氏简况。
下为阚连兴辞，文载：“缘禾六年二月廿日，阚连兴辞：所具赀马，前取给虏使。使至赤尖，马于彼不还。辞达，随□给贾。谨辞。谀（画押）。”缘禾六年为437年。此为一件下级官员向上级奏报关于马匹事宜的上行辞式文书，为研究北凉政权的计赀养马制度提供了原始材料。

两晋十六国法制：由繁入简的分水岭

两晋十六国处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分裂时期，100多年的时间里20多个大小政权轮番登场。由于大部分政权是胡族建立的，国祚也比较短，因此在法制史上存在感不强。只有西晋统一三国后制定的《晋律》，称得上一部划时代的法律。
《晋书》中记载，西晋取代曹魏后，贾充、羊祜等人在晋武帝司马炎的命令下制定《晋律》，在汉九章和曹魏《新律》的基础上，将法律条文进行梳理，整合成28篇620条律令，共27657字，“蠲其苛秽，存其清约”。
《晋律》的一大特色是进一步纳礼入律，第一次把“准五服以制罪”写入法律。即依据礼法中的服丧制度来确定亲疏远近，进而决定量刑轻重；服制越近，以尊犯卑的惩罚就越轻，以卑犯尊的惩罚就越重。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除了法典本身，律学家张斐、杜预为《晋律》作注解，也使《晋律》增色不少。好比现在的司法解释，张斐、杜预为《晋律》作注后，司马炎将其诏告天下，也就与《晋律》有同等法律效力，史称“张杜律”。
不少人认为，《晋律》是中国古代法典由繁入简的分水岭。这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唯一颁行于全国的法典，在法制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本文首发于“无讼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