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清谈时代，文人用这个姿势写文章？
法制文物，是古代法律制度的见证和记录。中国古代有过什么样的法律制度，就会留下什么样的法制文物。从物的角度追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生成演变，既形象生动，也充盈着新知、新趣。
当我们亲临新发现的考古遗址或置身国宝荟萃的博物馆，环顾琳琅玉器、庄严礼器、凌厉兵器，不禁会思考它们与法制的关联，同时也会追问，“礼源于祭祀，刑始于兵”的中国古代法制起源路径能够通过文物展现吗？中华法系的“德主刑辅”“礼刑合一”等特色，是否会物化为器物？中国厚重的古代文化遗存遗物，到底能揭示怎样的法制演变格局？
西晋
本期为第十二期。我们为大家带来西晋时期的三件文物：书写俑、司马芳残碑、羊瑾神道碑。西晋上承三国下启十六国，既是乱世的终结，也是乱世的肇始，就让我们从历史文物中，去感受那个“何不食肉糜”的时代！
壹、西晋·书写俑
【出现时间】西晋（公元265年-317年）
【出土&展陈】1958 年出土于长沙市金盆岭 9 号墓，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文物介绍】西晋青瓷俑，冥器，高 17.2 厘米、板长 15.5 厘米、宽 7.8 厘米，出土于西晋永宁二年（302 年）纪年墓中。瓷俑头戴进贤冠，身着交领长袍，应为文吏。中间置书案，案上有笔架、砚等。一人握笔在牍版上书写，另一人手持东西让书写者藉垫。两俑若有所语。有人称其为“对书俑”或“校雠俑”，刻画了古人书写简牍时的形象。
贰、西晋·司马芳残碑
【出现时间】西晋（公元265年-317年）
【出土&展陈】1952年出土于陕西西安市西大街广济街口，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文物介绍】碑出土时仅存上半段，裂为三块，后粘附，残高106厘米，宽98厘米。碑圆首，身首一体。碑首饰蟠螭纹，额篆“汉故司隶/校尉京兆/尹司马君/之碑颂”4行15字。碑阳16行，残存140余字。碑首行有“君讳芳，字文豫”字样，并叙述了司马芳的生平事迹。碑主多被推定为司马懿之父司马芳（《晋书》作“司马防”）。
司马防（149-219），字建公，河内郡温县（今河南温县）人，东汉大臣，颍川太守司马儁之子，历任洛阳令、京兆尹，年老后转拜骑都尉。司马防有八个儿子，依次为司马朗、司马懿、司马孚、司马馗、司马恂、司马进、司马通、司马敏，因每人的字中都有“达”字，时号“八达”。
碑为司马芳后裔所立。学界对立碑者身份争论较多，有司马芳六世孙、七世孙、八世孙诸说。碑文所记述司马氏的家世、官职和功德等，与《晋书·宣帝纪》所载司马防的官职、族望以及卒年俱合。故人们推测为避魏帝曹芳（239-254年在位)之讳，改“司马芳”为“司马防”，字“文豫”亦改为“建公”。但也有持不同意见者。施蛰存认为：“防乃宣帝之父，晋既受禅，必上尊号，岂可仍以汉官题碑额。芳必防之昆季，《晋书》失录耳”。
碑阴上部14行，刻韦诞、林畿等“故吏”14人衔名，下部18行残不成文。该碑是陕西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块晋碑。
叁、西晋·羊瑾神道碑
【出现时间】西晋元康初年（公元291年）
【出土&展陈】1990年出土于河南偃师市首阳山镇沟口头村，现存偃师商城博物馆。
【文物介绍】碑为长方形，右侧已残缺。残高92厘米，宽38厘米，厚16厘米。碑首题额“□□□/将军特/进高阳/元侯羊/府君之/碑”6行16字。碑身两面刻字，阳面现存12行，满行23字；阴面为碑主故吏题名、籍贯，现存5段，每段19行。故吏籍贯分布广泛，西达天水，东至渤海，但以中原人士为多，可证其生前交往。
碑主羊瑾，曹魏、西晋时代外戚高官，泰山郡南城（今山东平邑县南）人。羊氏为当地名门望族。羊瑾乃羊续之孙，泰山郡太守羊耽之子，羊玄之的父亲，晋惠帝司马衷皇后羊献容之祖父。羊瑾在魏咸熙元年（264年）拜尚书右仆射。翌年，魏亡晋朝建立，他依然担任尚书右仆射。其弟羊琇，官至散骑常侍。羊瑾官至特进、封高阳侯，终年六十余岁，陪葬帝陵。
“特进”本非正式官名，为加官，无实职。《后汉书》载：“中兴以来，唯以功德赐位特进者，次车骑将军……”魏、晋沿东汉之制，“特进”多赐列侯中有特殊地位者。
两晋十六国法制：由繁入简的分水岭
两晋十六国处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分裂时期，100多年的时间里20多个大小政权轮番登场。由于大部分政权是胡族建立的，国祚也比较短，因此在法制史上存在感不强。只有西晋统一三国后制定的《晋律》，称得上一部划时代的法律。
《晋书》中记载，西晋取代曹魏后，贾充、羊祜等人在晋武帝司马炎的命令下制定《晋律》，在汉九章和曹魏《新律》的基础上，将法律条文进行梳理，整合成28篇620条律令，共27657字，“蠲其苛秽，存其清约”。
《晋律》的一大特色是进一步纳礼入律，第一次把“准五服以制罪”写入法律。即依据礼法中的服丧制度来确定亲疏远近，进而决定量刑轻重；服制越近，以尊犯卑的惩罚就越轻，以卑犯尊的惩罚就越重。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除了法典本身，律学家张斐、杜预为《晋律》作注解，也使《晋律》增色不少。好比现在的司法解释，张斐、杜预为《晋律》作注后，司马炎将其诏告天下，也就与《晋律》有同等法律效力，史称“张杜律”。
不少人认为，《晋律》是中国古代法典由繁入简的分水岭。这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唯一颁行于全国的法典，在法制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本文首发于“无讼研究院”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