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法制文物，是古代法律制度的见证和记录。中国古代有过什么样的法律制度，就会留下什么样的法制文物。从物的角度追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生成演变，既形象生动，也充盈着新知、新趣。
当我们亲临新发现的考古遗址或置身国宝荟萃的博物馆，环顾琳琅玉器、庄严礼器、凌厉兵器，不禁会思考它们与法制的关联，同时也会追问，“礼源于祭祀，刑始于兵”的中国古代法制起源路径能够通过文物展现吗？中华法系的“德主刑辅”“礼刑合一”等特色，是否会物化为器物？中国厚重的古代文化遗存遗物，到底能揭示怎样的法制演变格局？
三国
本期为第十一期。我们将为大家介绍出自三国时期的三件文物：受禅表、武昌王虎符与毌丘俭纪功碑。“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这个风云变幻、英雄辈出的时代，留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珍贵古物？
壹、三国·受禅表
【出现时间】三国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
【出土&展陈】现存于河南漯河临颍县繁城镇曹魏故城。
【文物介绍】三国魏碑，高322厘米，宽102厘米，厚28厘米。与“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并列。额篆“受禅表”，碑文22行，满行49字。
记曹丕在公卿将军等人的固请下，在繁阳筑灵坛，举行受禅大典事。此碑是魏晋时期为数不多的宏伟碑刻，但磨损严重。立碑的目的是昭显“汉魏禅位”这一盛事，因详细记录了禅让经过，被誉为“千古仅存的禅让档案”。
贰、三国·武昌王虎符
【出现时间】三国（公元220年—公元280年）
【出土&展陈】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文物介绍】三国虎符。符为判合之器，是古代用于传达命令、调动军队的一种特殊凭证，多以青铜铸造。 因其状呈虎形，故称“虎符”。221年，吴国孙权在与刘备争夺荆州取胜后，把都城迁到当时的鄂县，并改名武昌，取“因武而昌”之义。
叁、三国·毌丘俭纪功碑
【出现时间】三国（公元220年—公元280年）
【出土&展陈】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出土于吉林集安市小板岔村，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文物介绍】三国魏碑，高39厘米，宽30厘米，发现时只余全碑之左上角。正面阴刻隶书，存7行47字。碑文主要内容为，正始三年（242年）高句丽反，毌丘俭于正始五年率军征讨，正始六年大胜而归，是役见载于《三国志·魏书》。毌丘俭纪功碑对研究东北地方历史、曹魏官制等均具有重要价值。
三国法制：“八议”正式写入法典
三国时期，群雄逐鹿，有数不完的恢弘战事与英雄史诗。在法制方面，曹魏、蜀汉、孙吴三国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晋书》记载“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武帝曹操推崇以法治国，所以刑名之学在当时十分盛行。曹操去世后，魏明帝曹丕令陈群等人制定的《新律》，也是三国时期最重要的法典之一。
曹魏《新律》以汉律九章为基础，“作新律十八篇”，改“具律”为“刑名”，置于法典之首。同时，《新律》正式把“八议”写入法典，即“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这八种人犯罪，必须交由皇帝裁决或依法减轻处罚。
蜀汉建立后，在千古名相诸葛亮等人的主持下，制定了《蜀科》作为治国的基本法律。虽然法典已经佚失，但从《三国志》中陈寿的评价中，可以看到诸葛亮以法治蜀的成果：“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孙吴的法律在三国中最为严苛。《三国志》中记载，张昭、陆逊等曾多次上书建议调整法律，“法令太稠，刑罚微重”，“施德缓刑，宽赋息调”，而孙权则主张“遏恶防邪，警戒未然”。到了吴末帝孙皓时期，更是动辄对宗室、大臣施以重刑。
三国时期的法制，上承汉朝旧制，下启两晋南北朝世家门阀制度。“八议”等法律，正式宣告了士族等级制度的开启，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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