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此为中国政法大学与永定河文化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利济生民：水利碑刻拓片展”前言。展览时间为2020年8月10日至10月10日。地点在永定河文化博物馆。
碑石：水利文物再发现
撰文/李雪梅
中国河流众多，流域广泛，既有自然天成、由西而东的黄河、长江，也有人工开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在大河大江遍布的中华大地，永定河略显无奇。
永定河是海河的支流，古称㶟水、桑干河、卢沟河、浑河、无定河等。金元明清定都北京后，“穿西山，入宛平”的卢沟河因关系帝都安危，地位日隆。金代诏封卢沟水神为“安平侯”，清代敕封其为“安流广惠永定河神”。
永定河上游流经黄土高原，河水含沙量大，故称“浑河”；下游河道因泥沙淤积，形成地上河，雨季迁徙不定，又名“无定河”。康熙三十七年（1698），经大规模疏浚、筑堤、束水，河北固安以北的河段终于安稳，皇帝特赐名“永定”。
治河永定、大川安澜是农业社会的理想，也是艰难的挑战。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所谓治国先治水，有土才有邦。传统农业社会，根本而言就是水利社会。水利指利用水资源并防止水患，同时也指兴修水利惠助民生。利济生民，历来是有作为的政府及官员的责任和担当。
永定河流域图局部，刘小琴绘
清康熙帝御题榜书“灵渎安澜”
永定河虽非大河，但在海河水系中灾害频仍，难以疏治。在清乾隆的御制诗中，诸如“俯栏识得浑流猛，行水思量究若何”；“无定河如永定乎？千秋疏治仰神谟”；“桑干岂巨流，束手烦计议”；“河底日已高，堤墙日已穿”，均是围绕永定河治理而发出的感慨和无奈。
水之利基于天然，但水利制度却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磨合的结果。传统理想政治的景象是河清海晏、物阜民康、词清讼简。这一宏大的政治愿景，其实与普通百姓的现实生活有相当距离，而那些刻载于碑石上的水神信仰、水权分配、轮灌规则、修渠义务、水利纠纷乃至挖井、修桥等琐事，才是流域民生的真实写照。
本次展览分为润土泽民（水利记事）、治河永定（永定河治理与流域民生）、德感山川（水神崇拜、祭祀感恩）、有章可循（用水规则、权利义务）、解纷确权（水利纠纷化解和预防）五个版块，亦可大致反映水利碑刻承载内容的具体与纷繁。
全国各流域的水利文物不计其数，而水利碑刻往往被人们忽视。以永定河流域而言，最著名的水利文物当属金代建造的卢沟桥和清代创修的金门闸。
始建于800年前的卢沟桥初名“广利桥”，也因横跨卢沟河而名“卢沟桥”。“卢沟晓月”，在清代时已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美观实用的船形桥墩，雕饰精美的望柱和数不清的石狮，桥头壮美的华表和御制诗文碑，使得这一组水利文物，威武震撼，充满生机。
而始建于400年前的金门闸，已淡出人们的视野。金门闸置于卢沟桥下游 31公里处，遗址在今河北涿州义和庄镇北蔡村。在康熙四十年（1701）初建、乾隆三年（1738）定型后，经道光、同治、宣统年间多次重修，终成为永定河上最壮观的防洪工程。如今作为文物的金门闸形单影只，关联碑石终年锁闭于院中，镇守的卧牛、卧犬不知踪影。一百年前尚鲜活的水利设施，如今气象枯萎。
较之金门闸更为“凋零”的，是那些看似普通的水利碑刻。在清乾隆、道光、光绪朝纂修的《永定河志》中，以修桥、固堤、建庙为主的河务纪事碑，以及治河工程碑、管理示禁碑、水神祭祀碑多达数十通。如乾隆十八年（1753）的《禁止河身内增盖民房上谕碑》曾在南岸四工五号、北埝工头、南堤五号及石各庄村前北埝上各立一通；乾隆三十八年（1753）的《永定河事宜碑》计有5通，分别立于河道署仪门左、南惠济庙正殿前、南岸四工五号内、北岸三工十五号堤上及北堤七工头号堤上；光绪三年（1877）的《禁止下口私筑土埝碑》有3通，分别立在青光村、韩家树村和南八下汛署后。这些碑刻距今不过一二百余年，如今都难以寻觅。
卢沟桥及碑石 张劲松摄
金门闸遗迹 徐世虹摄
殊不知，这些碑石既是水利文献的载体，其本身也是重要的水利文物。水之利的根本是润土泽民，而水利制度层面上的“润泽”则带有教化、恩泽之意。古代刻载有明确年代与权利义务关系的水案碑、渠规碑、示禁碑等，是某一时期、某一地域水利制度的见证。将这些坐标点串联起来，可以展现人与自然、官与民的依存互动。这些跨越时空、自成体系的古代碑刻，不仅是地方水利制度的记录，更是村民水户重要的权益凭证。
水利碑所反映的地方管理制度与司法实践，是古代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用水制度的构建折射出规则社会的建立过程。民众对于规则的认同和坚持，是社会秩序稳固的前提。水利秩序建设中所反映出的规则意识、权利意识、制度因素，正是当今法治建设可以借鉴的地方。
《老子》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之利可贯金石、济天下。我们举办“利济生民：水利碑刻拓片展”，欲借助百余件水利碑石拓本，唤醒人们对被忽视的水利文物的关注，更期望观者与水利文物相逢相知。
碑石图
卢沟桥 张劲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