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驰强  图/李雪梅

2021年9月30日下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师生数人一起相聚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共同参观“山西古代文明精粹——华夏之华特展”。

展览主题“华夏之华”，可谓寓意深刻。中国自古至今皆称为华夏。据《春秋左传正义》载：“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花也，意即美好；它的另一层含义是华夏文明的“精华”。作为华夏文明重要起源地之一的山西省，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保存下大量珍贵的古代文物，从而向世人展现了华夏文明的璀璨。

师生合影

本次特展展出的300余件文物，年代跨度数千年，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陶寺遗址和龙山文化的玉器，到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以及汉代以后的瓷器、造像、壁画等，其中不乏来自山西各博物馆的“国宝级”珍品。按文物类别，展览分为文德幽明、瑞节信玉、道生器成、万流归一、汉唐奇迹主画妙神通等六个单元。

陶器展区

我参观的重点是第三单元“道生器成”。山西境内出土的青铜器年代序列完整，早商、晚商、西周、春秋和战国等时期的青铜重器，是探寻中国青铜时代礼仪制度的重要标本库。青铜器的造型、纹饰、铭文等，无不带有重要信息。

商代方鼎

商代前期的方鼎，又名平陆前庄方鼎。通高82厘米，口径50厘米，口面正方形，双耳四足。耳高14厘米，腹深44厘米，足高23.5厘米，壁厚0.6厘米。其造型古朴，纹饰简单。较之郑州杜岭出土的二里冈上层时期的青铜方鼎，前庄方鼎的铸造工艺更为原始，属于二里冈下层遗物，铸造时间早于杜岭方鼎，对于研究夏商之际晋南地区的青铜铸造工艺和祭祀制度有重要意义（参见卫斯《山西平陆前庄方鼎的历史归属与年代问题》，载《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3月刊）。

商代鸮卣

商代鸮卣（xiāoyǒu）造型奇特、铸造精美。鸮是猫头鹰，卣是一种酒器。这件猫头鹰造型的酒器系1957年出土于石楼县二郎坡，年代属商代晚期。整体上看，鸮卣是两只猫头鹰背靠背站立，以盖为首，以器为身，器盖与器身子母扣接，有四足，盖上有锥状钮，设计巧妙，表明商代晚期青铜器的铸造工艺水平已经十分成熟。

晋侯鸟尊

西周晋侯铜鸟尊出土于曲沃县晋侯114号墓，是山西省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尊高39厘米，长30.5厘米，宽17.5厘米，造型优美生动。凤鸟作回首状，两翼上卷，纹饰精美。其背上有盖，盖上为鸟形钮，盖内侧有铭文“晋侯乍向太室宝尊彝”。据铭文可知是晋侯祭祀祖先的礼器。由于鸟尊封闭在展柜中，腹内铭文无法直接观察到，令人遗憾。

晋公盘

春秋时期的晋公盘口径约40厘米，重约7000克，双耳三足，浅腹平底。盘内壁刻有铭文，盘内底饰有一对浮雕盘龙。盘中央有立体水鸟、金龟、青蛙、游鱼，造型生动。此盘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为女儿孟姬准备的嫁妆之一。盘内183字铭文介绍了晋国的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霸业，同时寄托了对女儿的美好祝愿。

侯马盟书

春秋时期的侯马盟书，1965年出土于侯马晋国遗址中。侯马盟书是晋国的官方文书，写于石片、玉片之上，出土数量多达5000余件，能辨识数量的有653件，总字数3000余字。此次展览的两枚盟书，字迹清晰可辨，且颜色鲜明。朱色字迹是用毛笔书写，与春秋晚期铜器上的铭文相近。颜料系采用红色矿物质材料调配而成，故历经数千年仍鲜亮如初。这批盟书的出土对研究我国古代盟誓制度和晋国历史等有重要意义。

铜牺立人擎盘

战国铜牺立人擎盘，1965年出土于长治市分水岭。“牺”是古代对祭祀所用牲畜的称谓。此“牺”综合了多种畜禽的特征，体貌温顺，纹饰华美。类似文物目前国内仅此一件，至今尚未清楚其具体功用。其所显示的高超铸造水平和焊接工艺令世人折服。

精美的青铜器

随着秦汉大一统社会的到来，也伴随着铁器的普及，青铜器的光辉渐趋暗淡。但对历史学家而言，青铜器及铭文是重构先秦时期历史景象的关键一环。藉着专家的解读、考证，我们对青铜时代的认知逐渐清晰。尽管中华早期文明仍旧迷雾重重，但随着出土文物的数量增多、技术手段的不断更新、研究方法的日益进步，我们终将驱散黑暗，重现那段历史的辉煌。而这也正是文物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