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世扬 图/李雪梅
2021年9月21日上午9点，天气格外晴朗，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李雪梅老师、杨帆老师和研究生王世扬同学汇聚于故宫午门展厅，参观新近开幕的“敦行故远——故宫敦煌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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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合影
“敦行”出自《礼记·曲礼上》“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敦行故远”，意为勉力勤奋、踏实肯干，所以才能行稳致远。
本次特展以此为题，一语双关：既表明了本展中“敦煌”和“故宫”的主体地位，又契合展览的主旨——通过本次展览致敬70年前敦煌文物的故宫首展、回溯故宫与敦煌70年的相互合作、展示70年来敦煌与故宫脚踏实地做出的文物保护成就。
本展分为“丝路重华”“万象人间”“保护传承”三个单元，分别在午门城楼的西雁翅楼、午门、东雁翅楼展厅展出。另在午门西马道下有复制洞窟。其中“丝路重华”单元主要展出敦煌出土文物，包括但不限于汉简牍、唐文书、佛造像、石窟壁画；“万象人间”单元主要展出来自甘肃敦煌的出土文物和故宫藏品中有关中国古代人民日常生活的文物；“保护传承”单元主要展现近代国弱积贫而导致的敦煌文物流失、战乱导致的故宫文物南迁；尤其致敬自1951年敦煌艺术展首登故宫午门城楼的70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故宫和敦煌文物保护和研究从艰难起步到蓬勃发展，从筚路蓝缕到行稳致远的光辉历程。
1951敦煌展资料
展厅场景
敦煌壁画临摹
我们观看的重点是第一单元“丝路重华”。顾名思义，展题是指汉唐间河西走廊丝绸之路的贯通与复兴，其中相当重要的部分就是有关丝路的交通史史料，也是汉唐丝绸之路上留下的主要遗物，多与关隘、文书传递相关。细观这些文物，汉唐气息扑面而来。
汉“玉门都尉府以亭行”简，敦煌博物馆藏
该简从文字的释文与布局来看，应属于汉代的封检。“玉门都尉府以亭行”居中大书，表明收信地址是“玉门都尉府”，传行方式是“以亭行”。左行小字“三月乙丑东门卒庆以来”，是记录收到邮件的具体时间与传递经手人的单位与名称。“东门卒”是传递人的机构名称与身份。“庆”是传递者名。右行邮件发文单位封泥印章文字残缺。这枚简牍出土于距敦煌市西北90公里的小方盘，通过文字内容判断该地应是汉代玉门都尉府所在地。
西汉大月氏简（右2），甘肃简牍博物馆藏
甘露二年大月氏简1990年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是朝廷轺传诏令。西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朝廷下发送大月氏客返归的乘传车诏令，要求沿途驿站按律接待。释文为：“甘露二年三月丙午，使主客郎中臣超承制诏侍御史曰：顷都内令霸、副侯忠，使送大月氏诸国客，与斥候张寿、侯尊俱。为驾二封轺传，二人共载。御属臣弘行御史大夫事，下扶风厩，承书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
东汉“肩水金关”签牌（左2），甘肃博物馆藏
“肩水金关”签牌1973年出土于居延肩水金关遗址。签牌是地方政府为前往异地的人发放的通行证。汉代烽塞关城“肩水金关”，是张掖郡肩水都尉所辖的一处重要关卡，为河西走廊进入居延地区的必经之路。该文书传递的接收单位正是“肩水金关”。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的简牍多为官私文书、簿籍，计有万余枚。
汉永元十三年邮传“过书刺”刻齿（右1），甘肃简牍博物馆藏
“过书刺”又名“邮书刺”，是汉代邮传文书的传递记录。1990年于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简文为悬泉置的邮书收发记录。正、背面皆有字，有些侧面刻齿内亦有文字，但刻齿内的字多残留一半，这是防止文书传递过程中篡改传递时间的一种措施。
唐过所文牒，敦煌研究院藏
唐天宝七年（748）过所文牒1965年出土于莫高窟第125窟前，记录从敦煌郡东行至晋昌郡，行程所经之地名和日期。文书上未见用印，应是“录白案记”之类的抄件。此件文书行文形式与日本三井寺藏唐大中九年（855）的“过所”有相似之处。文中“参军少鸾”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P.3348号中的“敦煌郡参军武少鸾”或是同一个人。东亭守捉、苦水守捉等，史书均失载。据敦煌遗书《沙州图经》，苦水守捉大约在常乐县南山南，悬泉守捉在距沙州130里的悬泉水附近。
随着西域道路的通贯，佛教随之东进。本次特展以莫高窟为主题，佛教文物自然也占据了主要篇幅。
莫高窟始建于前秦宣昭帝苻坚时期，后历经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十国、西夏、元朝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本展中展出了关涉佛教的造像、壁画、石碣、经文、舍利石函等，还利用菩萨残像展示了木骨泥塑造像的制作过程。
木骨泥塑造像制作过程（自右而左）
菩萨残像
这尊菩萨残像出土于莫高窟千像塔，虽破损严重，但从现存的木骨架、草扎以及部分服饰说明彩塑的制作工艺为木骨草扎结构，经过覆泥、上彩制作而成木骨泥塑。佛造像的骨架包括了木架、木胎、石胎三种，这尊菩萨像使用的应是木架结构。完整的木架彩塑佛像制作工艺需经过骨架、扎芯、大泥、塑造、收光、敷彩六个步骤方才完成。
唐木雕八臂观音残像，背后是莫高窟第3窟千手千眼观音壁画（复制）
盛唐·莫高窟第217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常书鸿临摹）
晚唐·张议潮出行图局部（复制）
敦煌壁画包括尊像画、故事画、经变画、佛经史迹画、装饰图案、供养人像等种类。尊像画是供信众礼拜瞻仰的佛教图像，主要包括以佛为主体的说法图，以及菩萨、佛弟子、诸天、护法神等；故事画包含讲述释迦牟尼佛在过去世的轮回中忍辱牺牲、救世救人的本生故事画，讲述释迦摩尼佛从降生、出家、悟道、说法至涅槃的生平事迹的佛传故事画，以及讲述释迦牟尼佛以因果报应之说度化众生的因缘故事画；经变画，广义指依据佛经绘制的图画，狭义指将一部或几部佛经的内容绘制为首尾相衔，情节完备的宏篇巨制；佛经史迹画表现的是佛教在传播过程中的相关历史人物、事件以及佛教圣地和灵异感应事迹；装饰图案主要包括石窟建筑装饰（包括藻井、平棋、人字披、地面花砖等）、壁画装饰（包括边饰、人物服饰建筑和器物装饰等），以及塑像服饰和佛背光装饰，图案随时代而异，主要有花草、莲荷、枝叶、蔓藤、果实、火焰、星辰、云气、狮虎、飞马、龙凤、鸟禽以及飞天、化生童子等；供养人像是为出资开窟造像的功德主及其眷属在窟内绘制的礼佛画像，其中供养人题记、衣饰妆容、身份族属等内容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唐《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复制），敦煌研究院藏
本次展览中有两座碑石，分别为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和六字真言碣石。李君莫高窟佛龛碑，武周圣历元年（698）立，俗称“圣历碑”。碑原位于莫高窟第332窟前室，民国十年（1921）被居留莫高窟的白俄士兵毁坏。现残存碑文2600余字，有星、日、月、天、地、人、初、圣等武周新字。碑文记录了李氏家谱、莫高窟开创及营建等内容，是研究敦煌历史、莫高窟营建史的重要资料。
此碑所在的莫高窟第332窟，是武周圣历元年李克让主持开凿，因此称为“李克让窟”和“圣历窟”。碑阳文字尚清晰，碑阴全毁，不遗一文。碑篆额“大周李君口佛之碑”，以“左玉铃卫效谷府校尉上柱国李克让”身份著文。李克让即李怀让，为莫高窟第148窟《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及《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大历十一年，即776年立）之李氏功德主的先辈。碑文详细介绍了李氏的来历，上溯三代。碑中记载，除李克让在敦煌任“左玉钤卫、效谷府校尉、上柱国”外，其余家族成员有在甘州、西州任职者。可知李氏家族在河西地区不仅延续时间长而且活动范围广。
元六字真言碣石，敦煌研究院藏
六字真言碣石出土于莫高窟第61窟。碣石额刻“莫高窟”三字，中央刻四臂观音像。观音像上方有两行字，上为梵文，下为藏文，每行各六字。观音像左方，自上而下有两列文字，分别为西夏文和汉文；像右方为八思巴文和回鹘式蒙古文。此六种语言中，汉文为“唵、嘛、呢、叭、咪、吽”六个字，其余五种文字皆与汉文同义，即六字真言。
此碣石立于元代至正八年（1348）五月十五日，由当时镇守沙州的西宁王速来蛮（成吉思汗的儿子拖雷的八世孙）及其亲属布施刊刻。汉文六字真言的外侧刻有功德主西宁王速来蛮及妃子屈术、太子、公主等题名。另一侧有立石纪年、立石僧守朗等人题名。观音像下部有沙州路及河渠司提领、大使、百户、僧人、长老等题名。碑身最外缘两侧，左右分别有二比丘尼名及石匠名。此碣石共刻有82人名字，其中有蒙古、汉、党项、回鹘等族人名均译成汉文。虽然碑文内容简单，但文字、题名丰富，既体现蒙元统治者对藏传佛教的重视，又说明当时多种文字并行以及多民族文化并存交融的状况。
五代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
五代《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文字基本完整，尾有吴曼公1957年写的跋记：“此腊八日燃灯执事名单，都头、押衙等皆唐时官名，乃为僧政统辖。有关唐代莫高窟文献，较写经尤可贵，当宝藏之。丁酉八月朔，毗陵吴曼公题，时年六十有三。”《文物》1959年第5期发表有吴曼公的《敦煌石窟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一文，同期还发表有金维诺的《敦煌窟龛名数考》。其内容反映了僧俗共同管理莫高窟的具体细节，也是敦煌僧团与世俗社会融洽关系的见证。
北凉高善穆石造像塔
北凉高善穆石造像塔出土于甘肃酒泉市石佛寺湾子。塔上半部由圆形宝顶、七层相轮和圆形覆钵组成，采用印度佛塔样式。在基座八面分别刻“八卦”图像，表示八个方位，开创了中国特有的八面佛塔先河。顶部刻有北斗七星，表示塔寺坐北朝南的传统风水观念。圆形塔座一周刻《增一阿含经》经文和发愿文。发愿文载：“高善穆为父母新恩立此释迦文尼得道塔……承玄元年岁在戊辰……共成此塔……。”最下层为八面形基座，七面各刻一尊菩萨，一面刻药师像。
北魏大慈如来告疏
此告疏为北魏兴安三年（454）写本，白麻纸，卷轴装，首尾俱全。总18行，每行10至18字不等。首题“大慈如来十月廿四日告疏”，末尾题记：“兴安三年五月日谭胜写/传教人愿生生之处长直弥勒。”此卷为敦煌文献中唯一一份告疏，反映了北魏时期弥勒信仰在民间的传播。大慈如来即弥勒，《告疏》号召“普修佛法”，要求大众见此疏就传于他人，若隐而不传，则“死入地狱，无有脱期”。这是一种时效性很强的民间传单。
北魏刺绣佛画
此件刺绣佛画1965年出土于莫高窟第125-126窟之间的崖缝，原属寺院供奉物，残存为原件的三分之一，包括说法图、横幅花边。虽残损严重，仍可见一佛、一菩萨、五位供养人以及各种纹饰。画面中佛坐于正中莲台之上，右侧菩萨侍立。莲台下左右分列四女一男，皆着胡服，服饰绣忍冬和卷草纹。佛座下方为发愿文，发愿文两侧为供养人。通过佛座下方残存发愿文“广阳王慧安元嘉造”等字样，可知年代为公元487年，是北魏广阳王元嘉供奉的刺绣佛像残片。绣品色彩以浅黄色为底，将红、黄绿、紫、蓝等色巧妙地搭配在一起，具有很强的装饰性。所绣佛像人物图案生动，面部表情端庄，构图严谨，用色丰富，代表了当时先进的纺织技术。
隋石雕观音菩萨立像
菩萨头戴化佛冠，宝缯下垂，面形圆润，慈眉善目。袒上身，斜披络腋，颈佩项圈，帔带自双肩沿双臂自然垂下，佩戴手镯、璎珞，下身系贴体大裙，衣纹舒朗，造型生动。整体刻划细腻，是难得的隋代佛教造像艺术珍品。
唐金棺、银椁、铜匣、舍利瓶、石函，甘肃省博物馆藏
甘肃泾川县大云寺出土一套舍利容器共5件，由石函、铜匣、银椁、金棺和玻璃舍利瓶层层套置而成。最外层为大理石制成的石函，长、宽、高为50.5、49.5、42.5厘米，金棺长7.5厘米，银椁长10.7厘米，铜匣长12.3厘米，舍利瓶高2.6厘米。石函内刻“大周泾川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17字，四壁阴刻《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言》，并有参与舍利发现和奉安仪式的职官、僧众题名，共千余字，纪年为延载元年（694）。
唐彩绘立俑，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唐·阮咸琵琶残件
唐·小忽雷
第三单元“保护传承”按照时序树梳理了故宫与敦煌（莫高窟）对文物采集、保护、利用所展开的工作，运用一幅幅老照片和手迹为我们直观地展示了近代以后，中国考古文博行业在艰难中起步、艰难中求生、艰难中发展的图景。
整个展览共展出来自丝绸之路甘肃段的文物及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共188件。展品还包括敦煌壁画临本35件，复制彩塑6身，高保真数字化壁画复制品70余幅，以及仿制华盖、佛塔等辅助展品20余件。
1951年，敦煌文物首次登上故宫午门展厅，70年后，敦煌文物再次来到故宫。1951年的故宫敦煌展，是一片破败中的一缕光亮，激励着人们从百年积弱中奋斗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021年敦煌文物的再次到来，我们正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口上，向着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同样的地点，70年的时间，仿佛我们在向前辈述说：你们的梦想已经实现了，我们还将走得更远！
故宫太和殿
（注：有关文物的具体信息部分取自故宫展览中的文物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