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博的那枚小鱼符

历史文献学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  梁瑞琪

首都博物馆常设展厅里展示有一件很容易被忽视的法制文物——“右领军”铜鱼符。

鱼符的出现，与古代以符正身的传统是分不开的。这一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史记》中，记载有“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其中的“符”指调动军队的信物——虎符。随着时代的变迁，“符”在实际使用中逐渐不再是武将的专利，经常作为官员们身份的象征。在这种的情况下，“虎”这一传统意象中代表雄武的兽形就变得可替代，“鱼符”应运而生。

《北史·高祖文帝》与《隋书·高祖下》中，首次出现了“鱼符”。“（九年）闰月丁丑，颁木鱼符于总管、刺史。……（十年）冬十月甲子，颁木鱼符于京官五品以上。……（十五年）五月丁亥，制京官五品以上配铜鱼符。”区别于通常以铜制作的虎符，鱼符最初是木制。隋文帝时，首先向总管、刺史颁发木鱼符，而后给五品以上的京官颁发木鱼符，后又调整为铜鱼符。这是“铜鱼符”第一次出现在正史记载中，但不久它就被“兔符”所取代。唐高祖二年九月，“改银菟符为铜鱼符”（《旧唐书》），铜鱼符正式成为唐代官员身份的象征。（一说是李渊为了避祖父李虎名讳由鱼符取代了虎符，但是鱼符在隋代已经出现，而虎符也被兔符取代大半，似不合史实。）唐高宗时，鱼符开始附鱼袋。武则天时期，曾短暂地将鱼符改为龟符，并按照官品高低分为金龟袋、银龟袋和铜龟袋三种，凡是进出宫门都要出示龟袋。中宗登基后，鱼符重新成为官员们的符节。为了妥帖保管与彰显身份，持符者常常将其随身携带。然而到明清时期，人们对鱼符、鱼袋的印象逐渐模糊。这一点，从明清创作的唐宋时期官员形象的绘画中可以体现。由于明清时官员不再佩戴鱼袋，人们将唐宋鱼袋画得形态迥异，甚至有误绘作随身带了一条鱼的情况，这说明绘画创作者对佩戴鱼袋的故事的陌生。

唐代鱼符使用范围广泛，“凡内外百官，皆给铜印，有鱼符之制”。无论是京官还是地方官，都有铜鱼符形制的铜印，平时就保留在官员手边。而到了特殊时期，“凡国之大事，则出纳符节，辨其左右之异”，留存中央的另一半符节会随命令被送出，用以证明诏令直接来自中央。

从使用功能看，唐代的鱼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起军旅，易守长”的铜鱼符，延续了兽符的传统功用——发兵出战的依据。一般这种鱼符的数量有严格控制：“王畿之内，左三右一；王畿之外，左五右一”。在将领手中的为右符，通常只有一个，而保管在中央用来传令的鱼符则根据将领所任职务驻守的地域不同，按照路程近远，有三个、五个之别。多枚鱼符上往往刻有顺次编号，发送至将领处时从一号发起，顺次发出，一轮发完后重新轮序。通过鱼符上的编号，可以判断各个命令是否连贯，中间有无遗失缺漏。另一种是“明贵贱，应征召”的随身鱼符，主要起表明身份的作用，用于百官、宫廷。在唐代文献中，大量出现”赐紫金鱼袋“”赐绯鱼袋“等，正是指此类随身鱼符。最初官员离世后，按规定要追回鱼袋。永徽五年以后，官员死于任上时可以保留鱼袋。开元九年，在宰相张嘉贞的奏请下，正常离任的官员也可以保留鱼袋。随身鱼符材质以铜为主，但太子的鱼符是玉质，亲王的是金质。

陕西乾县章怀太子墓的墓道壁画上，也可以找到“鱼符”的身影。男性宫人将鱼袋拿在手中，鱼尾处系有钥匙。此人应为太子宫门负责掌管出入的侍从。

再看首都博物馆的“右领军”铜鱼符，鱼嘴处有圆孔，可用来悬挂。形象写实。“右领军”为将领名，见于三国时期的吴国。《三国志》载：“权下都建业，详、综并为侍中，进封乡侯，兼左右领军。”《北史》有“（宇文忻）后拜右领军大将军，宠顾弥重”的记载、《通典》载隋炀帝改左右领军为左右屯卫，所领兵为羽林。唐贞观十二年于玄武门置左右屯营，以诸位将军领之。这样的一枚鱼符，虽然小，却完好如初，是唐代鱼符的典型器。

另辽宁省博物馆藏有辽代契丹文鱼符。此为左符。鱼嘴处有圆孔，背后刻有“同”字和契丹文（释义为“天云军详稳”）。在鱼符内刻“同”字，两枚合在一起可以查验，其过程称“合同”。这说明鱼符在唐代以后仍然延续，而且影响到了少数民族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