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舆图
法制文物,是古代法律制度的见证和记录。中国古代有过什么样的法律制度,就会留下什么样的法制文物。从物的角度追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生成演变,既形象生动,也充盈着新知、新趣。
当我们亲临新发现的考古遗址或置身国宝荟萃的博物馆,环顾琳琅玉器、庄严礼器、凌厉兵器,不禁会思考它们与法制的关联,同时也会追问,“礼源于祭祀,刑始于兵”的中国古代法制起源路径能够通过文物展现吗?中华法系的“德主刑辅”“礼刑合一”等特色,是否会物化为器物?中国厚重的古代文化遗存遗物,到底能揭示怎样的法制演变格局?
明
本期为第三十二期,我们将为大家介绍出自明朝的三组文物:《坤舆万国全图》、《塞尔登中国地图》(《东西洋航海图》)、《北京宫城图》。明朝统治中国的14世纪至17世纪,适逢世界范围的地理大发现。从当时东西方绘制的中国舆图中,我们能感受到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
壹、明·《坤舆万国全图》
【出现时间】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
【出土&展陈】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文物介绍】明代中文世界地图。《易·说卦》:“坤为地……为大舆。”孔颖达疏:“为大舆,取其能载万物也。”故“坤舆”为地的代称。万历年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利用西方制图技术先后绘制了一系列世界地图。万历三十年(1602),利玛窦与中国官员李之藻(1565—1630)合作完成了中文版《坤舆万国全图》,并将中国放在图的中间。
全图共分6条,有印本和摹绘本流传于世。此为摹绘本之第4条亚洲部分,所绘范围包括大明、朝鲜、日本、吕宋、大爪哇等。图中有利玛窦自序。据绘图风格和文字注记,应属万历三十六年(1608)诸太监摹绘利玛窦手绘本系统。
贰、明·《塞尔登中国地图》(《东西洋航海图》)
【出现时间】明(公元1368-1644年)
【出土&展陈】现藏于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
【文物介绍】明代彩绘航海图,高160厘米,宽96.5厘米。北起西伯利亚,南至今印尼爪哇岛和马鲁古群岛 (香料群岛),东达日本列岛,西抵南印度。图中用黑色单线描绘了以福建漳州、泉州为起点,经琉球通往日本兵库(神户)和五岛(长崎)的东洋航路,沿闽粤海岸、中南半岛海岸南下马六甲的西洋航路,以及经吕宋(菲律宾)、苏禄南下爪哇的另一条西洋航路,是一幅反映明朝中叶以后以福建为中心进行海上贸易活动的航海图。
图中标注了105个地名,非汉语的地名用闽南话拉丁字母音译。图左侧文字注记航路,图中海岸线的描绘比陆地部分更准确。图上方正中绘有一罗盘, 外弦标注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八个方位。罗盘图下方绘一把尺子, 分十寸。
图原为英国人塞尔登(Johan Selden)的私人收藏,系从英国东印度公司驻万丹商馆人员手中购得。1659年入藏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 ( Bodleian Library) 。
叁、明·《北京宫城图》
【出现时间】明(公元1368-1644年)
【出土&展陈】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文物介绍】
明代宫城图,纵163厘米、横97厘米。绢本、设色,明初北京紫禁城的俯瞰图。最下方为北京城墙和丽正门,往上依次为大明门、承天门、端门、午门、奉天门和玄武门。承天门(今天安门)外的金水桥、华表和石狮均有描绘。
《北京宫城图》除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外,南京博物院、台北故宫和伦敦大英博物馆也均有,图案略有不同。有学者推测此类图为“金门待漏图”。百官清晨入朝,等待朝拜天子,谓之“待漏”。故此类图可视为上朝官员的“存照”。图中人物穿朝服,手持笏板,头戴梁冠,站立于皇宫前,远处祥云缭绕。画面绝大部分描绘皇宫,官员形象尽量压缩,意在凸显上朝的主题,时人多以此为傲。
明朝法制:以吏治为核心
从元末动乱中建立起明朝的明太祖朱元璋,非常清楚官员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因此不惜用重典整顿吏治。
洪武十八年,朱元璋颁布了《明大诰》,要求全国上下进行宣讲、学习。《明大诰》将“族诛、凌迟”作为惩戒犯罪的重要手段,还恢复了前朝已经废弃的酷刑,比如割鼻、断手、阉割等。
这一时期,朱元璋制造了著名的“明初四大案”,即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和蓝玉案,借严刑峻法和相互株连为工具,诛杀了大量对政权有威胁或贪污腐败的官员。
洪武六年,朱元璋命刘惟谦和宋濂编修《大明律》,洪武三十年,《大明律》完成,朱元璋将其颁告天下。
《大明律》总结了自唐宋以来和明初30年的统治经验,“日久而虑精,一代法使定”。体例上,《大明律》以六部为篇名,分为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和工律七篇,这一体例也被后来的《大清律》所沿袭。
明朝中后期出现的《明会典》仍然以六部为纲,全面规定了明朝各级行政主体的组成、权限和活动原则。至此,明朝以吏治为核心的法制思想得以发扬光大。
(本文首发于“无讼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