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百岁光阴如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

法制文物，是古代法律制度的见证和记录。中国古代有过什么样的法律制度，就会留下什么样的法制文物。从物的角度追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生成演变，既形象生动，也充盈着新知、新趣。

元

本期为第三十一期，我们将为大家介绍出自元朝的三组文物：铜壶滴漏、铜权、“卖鱼图”壁画。元朝统治虽然时间不长，但在中国文化的长河中却留下重要印记。本期我们将从几件反映元朝民间日常活动的文物，来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

壹、元·铜壶滴漏

【出现时间】元·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

【出土&展陈】现藏于广东省广州市博物馆。

【文物介绍】元代报时器，铜制。一共四个壶，分别为日壶、月壶、星壶和箭壶，高依次为75.5、58.5、55.4、75厘米，通高为2.64米。底径依次为60、53、39、31厘米。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铸造，原放在广州拱北楼上。四壶放于阶梯式座架上，日、月、星三壶下端均装有龙口，龙口滴水，依次滴注储入箭壶中。箭壶铜盖中央插一把长66.5厘米的铜尺，尺上刻划十二时辰。铜尺前插放一木制浮箭，下为浮舟，通过浮降显示刻尺上的时间。

贰、元·铜权

【出现时间】元（公元1271-1368年）

【出土&展陈】现藏于河北省平泉市博物馆。

【文物介绍】元代铜权。上排3枚造于大德年间（1297-1307年）。右权通高10.6厘米，重 800克。正面有“大德元年，大都路造”2行汉字，左侧铸阿拉伯文，右侧铸波斯文；背面铸“五十五斤秤”汉字，左侧为蒙文、阿拉伯文，右侧铸波斯文。中间权通高8.2厘米，重420克，正面铸“大德元年”，背面铸为“大都路”。下排铜权造于至正年间（1341-1367年）。左一铸有“至正四年，皇甫”铭文。左二铸铭“南京皇甫”。中间权高10.5厘米，重700克。正面铸“至正元年，大都路造”，背面铸“□□五斤秤”及1行蒙文。右二通高10.5厘米、腹径5厘米，重690克。正面铸“至正二年”，背面铸“益都路造”。右一通高11.5厘米，重1225克。正面为“至正四年，大都路造”2行汉字，左侧有阿拉伯文，右侧为波斯文。背面铸“五十五斤秤”5字，左侧为蒙文、阿拉伯文，右侧为波斯文。阿拉伯文似为人名。

叁、元·“卖鱼图”壁画

【出现时间】元（公元1271-1368年）

【地理位置】位于山西省洪洞县广胜寺水神殿。

【文物介绍】元代壁画中执秤官秤鱼场景。此为山西洪洞广胜寺水神殿（明应王殿）壁画局部，绘于元泰定元年（1324年），系出自当地匠师之手。水神殿内四壁绘有13 幅壁画，“卖鱼图”绘于殿内东壁“梳妆图”左下方。主体场景表现执秤杆的官员与渔翁交易。执秤官右手提秤系，左手摆弄秤砣，两眼紧盯秤星。渔翁上着黄衫，下穿白裤，腰带中别一把长柄弯钩，右手提着两条鲜鱼，生动勾画出元代商品交易的普遍及世俗生活景象。

蒙元法制：判例法最发达的时期

蒙元法制在中国古代独树一帜：自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开始，至1402年北元正式灭亡，蒙元始终没有颁布完整统一的法典，具有明显的“弃律用格例”的倾向。而正是因为没有可以依循的统一法典，使得蒙元成为中国古代判例法最为发达的时期之一。

元朝法律的主要形式有诏制、条格、断例，《大元通制》里有这样的分类。诏制相当于敕，即皇帝下的诏书；条格是皇帝亲自裁定或者中书省直接下发的政令；断例则是皇帝或司法官员处理案件的成例。这三种法律形式，成为元朝政府主要遵循的法律。“内而省部，外而郡府，抄写条格，至数十册。遇事有难决，则检寻旧例，或中所无载，则施行比拟。”

后来，随着诏制、条格、断例的日积月累，繁杂和相互抵牾的现象增多。元朝政府开始组织将历年的法律分拣、斟酌，以法典的形式公布，便于中央及地方有所持循。于是，《大元通制》《至正条格》等法典陆续出现，“大致取一时所行事例，编为条格而已”。

同时，由于长期缺乏统一法典，元朝各地政府为了解决法律适用上的问题，也开始自行汇编自元初以来的诏制、条格、断例，最终汇成《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简称《元典章》。

元朝法律还有一个特点是实行民族歧视。比如，蒙古人、汉人犯相同的罪名，会被处以不同的刑罚。蒙古人打死汉人，只需杖责，赔付烧埋银；而汉人打死蒙古人，则要处死，正犯赔付家产，余者出烧埋银。

（本文首发于“无讼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