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圣旨也是一类法律渊源

法制文物，是古代法律制度的见证和记录。中国古代有过什么样的法律制度，就会留下什么样的法制文物。从物的角度追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生成演变，既形象生动，也充盈着新知、新趣。

当我们亲临新发现的考古遗址或置身国宝荟萃的博物馆，环顾琳琅玉器、庄严礼器、凌厉兵器，不禁会思考它们与法制的关联，同时也会追问，“礼源于祭祀，刑始于兵”的中国古代法制起源路径能够通过文物展现吗？中华法系的“德主刑辅”“礼刑合一”等特色，是否会物化为器物？中国厚重的古代文化遗存遗物，到底能揭示怎样的法制演变格局？

元

本期为第二十九期，我们将为大家介绍出自元朝的三组文物：《元典章》、元顺帝圣旨、少林寺圣旨碑。元朝时期缺少统一的成文法，法律适用以诏制、条格、断例为主，圣旨也是重要的法律渊源。从下面几件文物中，可以对当时的法律形式有一些了解。

壹、 元·《元典章》

【出现时间】元（公元1271-1368年）

【版本】清光绪三十四年（1980年），武进董康据杭州丁氏八千卷楼藏抄本刊刻。上为中国书店据上述旧版刷印。

【文物介绍】《元典章》全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共六十卷，后附《元典章新集至治条例》，未分卷。成书时间约为元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书中收录的法令公牍文书，上起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下迄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书中抄引的圣旨和中书省、御史台的文件，保存了元朝政府决定和处理政务的准则、方法和过程，是研究元代典章制度运作的重要文献。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武进董康据杭州丁氏八千卷楼藏抄本，刻《元典章》于北京法律学堂，书后有沈家本跋。此本所据抄本讹误较多。

贰、元·元顺帝圣旨

【出现时间】元（公元1271-1368年）

【出土&展陈】现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

【文物介绍】元代圣旨。布顿·仁钦珠是西藏佛学大师，受夏鲁万户长古香·扎巴坚赞邀请主持夏鲁寺，成为夏鲁派创始人。该圣旨于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颁发给布顿·仁钦珠，以藏文书写。内容大意是：听闻大师精通佛法，本意邀请大师前往大都传法，但鉴于大师佛事繁忙，暂且搁置。望在原地继续悉心传法，教化藏地诸官员。

叁、元·少林寺圣旨碑

【出现时间】元·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

【地理位置】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少林寺大雄宝殿前。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被埋于地下，1988年重立。

【文物介绍】蒙元圣旨碑。碑额高78厘米，碑座高51.5厘米，碑身高248、宽118、厚32.5厘米。螭首龟趺。碑阳额刻汉字“圣旨碑”，阴额无字。碑阳和碑阴分别用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文、汉文刻蒙哥汗、忽必烈汗和元仁宗颁发的四道圣旨。

碑身四截刻：第一截刻蒙哥汗于牛儿年（1253年）口谕少林寺福裕长老的圣旨；第二截刻忽必烈汗于鸡儿年（1261年）元月初一日于上都（开平府）写给少林寺长老的圣旨；第三截刻忽必烈汗于龙儿年（1268年）委付肃长老为河南府路众和尚提领的圣旨；第四截刻仁宗爱育棃拔力八达于鼠儿年（皇庆元年，1312年）三月十三日自大都颁给河南府少林寺、空相寺、宝应寺、天庆寺、维摩寺五个寺院长老、提点、监寺的圣旨。碑两侧有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的题刻铭文。

蒙元法制：判例法最发达的时期

蒙元法制在中国古代独树一帜：自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开始，至1402年北元正式灭亡，蒙元始终没有颁布完整统一的法典，具有明显的“弃律用格例”的倾向。而正是因为没有可以依循的统一法典，使得蒙元成为中国古代判例法最为发达的时期之一。

元朝法律的主要形式有诏制、条格、断例，《大元通制》里有这样的分类。诏制相当于敕，即皇帝下的诏书；条格是皇帝亲自裁定或者中书省直接下发的政令；断例则是皇帝或司法官员处理案件的成例。这三种法律形式，成为元朝政府主要遵循的法律。“内而省部，外而郡府，抄写条格，至数十册。遇事有难决，则检寻旧例，或中所无载，则施行比拟。”

后来，随着诏制、条格、断例的日积月累，繁杂和相互抵牾的现象增多。元朝政府开始组织将历年的法律分拣、斟酌，以法典的形式公布，便于中央及地方有所持循。于是，《大元通制》《至正条格》等法典陆续出现，“大致取一时所行事例，编为条格而已”。

同时，由于长期缺乏统一法典，元朝各地政府为了解决法律适用上的问题，也开始自行汇编自元初以来的诏制、条格、断例，最终汇成《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简称《元典章》。

元朝法律还有一个特点是实行民族歧视。比如，蒙古人、汉人犯相同的罪名，会被处以不同的刑罚。蒙古人打死汉人，只需杖责，赔付烧埋银；而汉人打死蒙古人，则要处死，正犯赔付家产，余者出烧埋银。

(本文首发于“无讼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