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这个朝代的汉化组太给力了

法制文物，是古代法律制度的见证和记录。中国古代有过什么样的法律制度，就会留下什么样的法制文物。从物的角度追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生成演变，既形象生动，也充盈着新知、新趣。

当我们亲临新发现的考古遗址或置身国宝荟萃的博物馆，环顾琳琅玉器、庄严礼器、凌厉兵器，不禁会思考它们与法制的关联，同时也会追问，“礼源于祭祀，刑始于兵”的中国古代法制起源路径能够通过文物展现吗？中华法系的“德主刑辅”“礼刑合一”等特色，是否会物化为器物？中国厚重的古代文化遗存遗物，到底能揭示怎样的法制演变格局？

金

本期为第二十八期，我们将为大家介绍出自金朝的三组文物：阿设罕谋克印、“得入第一重门”铜牌、“贞祐宝券”钞板及纸钞。在许多人的记忆中，女真族建立的金朝一直扮演着历史上的“反面角色”，但事实上，金朝是汉化非常深入的少数民族政权，从法制文物中也能观察到这一点。

壹、金·阿设罕谋克印

【出现时间】金（公元1115-1234年）

【出土&展陈】清末发现于辽宁沈阳，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文物介绍】金代铜质官印，印文“阿设罕谋克印”，刻款为“大定九年少府监造”，印侧刻有“□钵古猛安下、阿设罕谋克印”。 “谋克”是金代特有的兵民合一的基层组织，谋克平时耕作，战时出征。金初，猛安为千夫长，谋克为百夫长，后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印出沈阳，应与金代东京路有关，当时东京路治所辽阳府在今辽宁省辽阳市。

贰、金·“得入第一重门”铜牌

【出现时间】金（公元1115-1234年）

【出土&展陈】出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金上京会宁府遗址，现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

【文物介绍】金代铜牌。牌呈长方形，长14.7厘米、宽5.3厘米，一端有孔。一面刻汉文楷书“奉御”“得入第一重门”“日字第三十二号”及“从人牌子”，另一面刻“左右宿直将军司”，下有篆书印记。此牌是出入上京会宁府皇城宫殿的凭信物，为奉御之从人所带，仅得入第一重门。《金史·百官志》载：“左右宿直将军从五品，掌总领亲军，凡宫城诸门卫禁，并行从宿卫之事。”此牌能佐证汉字在金代女真地区的应用。

叁、金·“贞祐宝券”钞板及纸钞

【出现时间】金（公元1115-1234年）

【出土&展陈】1978年出土于山西新绛县梁村，现藏于山西博物院。

【文物介绍】金代纸钞青铜印版。长33厘米、宽19厘米。版四周为花框，框上横书“伍拾贯”，下方为五组钱串图案。左侧斜押“平阳合同”“太原合同”半枚骑缝印鉴。框心内以横线分隔为上下两半。上半上方横书“贞祐宝券”，正中竖写“伍拾贯八十足陌”，两边写“字料”“字号”。外侧有篆文，连读为“伪造者斩，赏宝券叁佰贯”。下半部竖写：“奏准印造平阳太原府两路通行宝券并同见钱行用，不限年月。许于平阳太原府路官库倒换钱券。宝券库掐、专副、攒司（押）。伪造者斩，赏宝券叁佰贯，仍给犯人家产。”后列年款、责任官员及署押等。此钞发行于贞祐四年（1216年），只限平阳、太原流通，与其他“诸路通行”的贞祐宝券不同。

金朝法制：溯唐宋、启蒙元

同样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相比辽朝的“因俗而治”，金朝吸纳汉族文化更加积极与主动。在金朝，不仅儒家文化备受推崇，而且法制建设也受到极高的重视。
正如韩愈所说“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金朝的法制更有“中国”的特点。自熙宗完颜亶制定《皇统新制》开始，到章宗完颜璟修成《泰和律义》，金朝立法逐步吸纳汉族法典优秀内容，改变女真族以往的习惯法、伦理观，制定了相对完备的法律制度，以至于《泰和律义》被后来的元朝丞相脱脱评价为“实唐律也”。

总的来说，金朝法制是在少数民族习惯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大量吸纳了汉人法制比如唐、宋的经验，使之成为有利于民族融合、文化融合的法律制度。金朝被蒙古灭亡后，蒙古统治者一度沿用《泰和律义》，直到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依然使用金朝的部分旧律。

(本文首发于“无讼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