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魏碑未敢忘忧国
法制文物，是古代法律制度的见证和记录。中国古代有过什么样的法律制度，就会留下什么样的法制文物。从物的角度追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生成演变，既形象生动，也充盈着新知、新趣。
当我们亲临新发现的考古遗址或置身国宝荟萃的博物馆，环顾琳琅玉器、庄严礼器、凌厉兵器，不禁会思考它们与法制的关联，同时也会追问，“礼源于祭祀，刑始于兵”的中国古代法制起源路径能够通过文物展现吗？中华法系的“德主刑辅”“礼刑合一”等特色，是否会物化为器物？中国厚重的古代文化遗存遗物，到底能揭示怎样的法制演变格局？
北朝
本期为第十七期，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出自北朝（包括北魏、西魏、东魏、北周、北齐五个政权）的三件文物：北魏的“龙门四品”、《张猛龙碑》和《石门铭》。北魏时期，刻石盛行，诞生了许多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兼具的作品，其中尤以龙门石窟最负盛名。下面一起来看看，北魏有哪些宝贵的刻石作品吧！
壹、 北魏·“龙门四品”
《始平公造像记》
【出现时间】
北魏（公元386年-534年）
【地理位置】
位于河南洛阳龙门石窟。
【文物介绍】
太和十八年（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信众始于龙门开凿石窟雕造佛像，延至唐宋。有些造像附有题记，载供养人（出资造像者）造像的因由，一般由造像主旨、发愿文、落成时间等部分组成。
龙门石窟北魏造像题记最著名者有《始平公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魏灵藏造像记》和《杨大眼造像记》，并称为“龙门四品”，后又扩充至“龙门二十品”。古阳洞是龙门最早开凿的一个石窟。“龙门二十品”中，除《比丘尼慈香惠政造像记》刻于慈香窟外，其余十九品均在古阳洞中。
1、《始平公造像记》（上图）
造于北魏太和二十二年（498年），位于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北壁。
《始平公造像记》又称《比丘慧成造像记》等，刻于“始平公造像龛”右侧，高75厘米，宽39厘米。额楷书“始平公像一区”6字；正文10行，行20字，孟达撰文，朱义章书。石面有界格，文与格栏均阳刻凸起，为北魏造像记中的特例。记文述比丘慧成为亡父造佛像的缘由及愿望，体现了北魏时期的崇佛风尚。字体方劲雄奇，富有阳刚之气。包世臣评此碑书法“具龙威虎震之规”。
2、《孙秋生造像记》（上图）
造于北魏景明三年（502年），位于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南壁。
《孙秋生造像记》全称为《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记》，高130厘米，宽49厘米。上为造像记，下为题名，于景明三年（502年）五月廿七日造讫。文中记孙秋生、刘起祖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时，组织包括职事官在内的二百人造像作愿，祈“国祚永隆，三宝弥显”，以示对北魏王朝的忠诚。杨守敬评此记书法“以劲健胜”。
3、《杨大眼造像记》（上图）
约造于景明正始之际（500-508），位于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北壁。
《杨大眼造像记》，全称《辅国将军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记》，右邻“魏灵藏造像龛”，有额。记中有“路径石窟，览先皇之明踪，睹盛圣之丽迹，瞩目彻霄，泫然流感，遂为孝文皇帝造石像一区”之文。
杨大眼，北魏名将，南朝人形容他的眼大如车轮。宣武帝（499～515年在位）初年他奉命南伐，斩南朝辅国将军王花，俘虏2000余人。当他凯旋而归途经伊阙时，发愿开龛。
4、《魏灵藏造像记》（上图）
造于约景明正始之际（500-508年），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北壁。
《魏灵藏造像记》全称《魏灵藏薛法绍造像记》，高75厘米，宽40厘米。额中间竖题“释迦像”3字略大于两侧。额右题“魏灵藏”，左题“薛法绍”。题记楷书10行，行23字，书风与《杨大眼造像记》接近，可能出于一人之手。北魏造像记多见别字，此记中别字尤多。康有为将《魏灵藏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的书法风格归为“沉著劲重”一类。
贰、北魏·《张猛龙碑》
【出现时间】
北魏正光三年（公元522年）
【出土&展陈】
原立于山东曲阜孔庙同文门内，1978年移入东庑，1998年移存汉魏碑刻陈列馆。
【文物介绍】
《张猛龙碑》又称《张猛龙清颂碑》，高280厘米，宽123厘米。额饰精美，额题“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3行12字。碑阳26行，满行46字，记述北魏鲁郡太守张猛龙的家世和生平，并称颂其克修学校、劝课农桑、造福一方的功绩。碑阴刻题名12列，每列2行至22行不等，共156行，签署风格多样。
北魏时崇信佛教为一时风尚，碑主张猛龙以尊师重道、兴办学校而名垂碑版，亦为魏碑中的标异之作。清朱彝尊评道：“《魏鲁郡太守张猛龙碑》，建自正光三年，其得列孔林者，以当时有兴起学校之功也。”（《曝书亭集》）康有为评称：“《张猛龙》如周公制礼，事事皆美善。”（《广艺舟双楫》）
叁、北魏·《石门铭》
《石门铭》摩崖石刻
《石门铭》拓片
《石门铭小记》摩崖石刻
【出现时间】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
【出土&展陈】原在陕西褒城县（今汉中市勉县褒城镇）褒谷石门东壁，上世纪70年代移至汉中市博物馆。
【文物介绍】《石门铭》摩崖又称“泰山羊祉开复石门铭”，“石门十三品”之一。通高175厘米，宽215厘米，文27行，行22字。铭文记载，自东汉开凿石门后，随着晋室南迁，褒斜道废弃不用，石门因而闭塞。北魏正始元年（504年）“汉中献地，褒斜始开”。正始三年（506年），督梁秦诸军事、梁秦二州刺史羊祉（458～516年，字灵祐，泰山郡梁父县人）奏请修复褒斜道。北魏宣武帝元恪特派遣左校令贾哲，率领工徒一万人，石匠百人，以成其事。工程自正始四年（507年）始，至永平二年(509年)竣工，时任梁秦二州典签王远写下这篇颂扬羊祉、贾哲等工程倡导者和主事者功绩的铭文，并由洛阳县刻工武阿仁凿刻于石壁。
《石门铭》下方有一方小摩崖，高98厘米，宽38厘米，文7行，行9-10字，后有贾哲题名，称《石门铭小记》，叙石门开于东汉永平，修复于北魏永平，虽然间隔440年，但 “开、复之年同曰‘永平’，今古同前，极矣哉！”
康有为赞《石门铭》“体态飞逸，不食人间烟火，书中之仙品也”。（《广艺舟双楫》）
南北朝法制：开隋唐之盛世
南北朝上承汉魏、下启隋唐，其法律文化与后来隋唐的繁荣有深厚的渊源关系。
历经五胡十六国的战乱，北魏拓跋氏总结了以汉族文化治国的主政思想，摈弃了“言语约束，刻契记事，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决遣”的落后制度，延续两晋时期“纳礼入法”的律法思想，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北魏律》。
此后，北齐更是诞生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成就最高的《北齐律》。特别是其中的“重罪十条”等重要制度，被隋唐时期的《开皇律》《唐律疏议》等所继承和发展，并对中国后来的法制演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近代学者程树德评价：“南北朝诸律，北优于南，而北朝尤以齐律为最。”
（本文首发于“无讼研究院”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