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塔寺礼部札付碑》释读
撰文/朱子惠
（中国政法大学2014级本科生）
一、碑石基础信息及碑文注释
《宝塔寺礼部札付碑》又名《宝塔寺圣旨碑》，明正统十三年（1448）十一月十五日立石。碑螭首方座，首身高320、宽92、厚23厘米；座高69、宽108、厚51厘米。阳额篆“圣旨”，首题“钦赐礼部札付碑记”。碑文12 行，满行22字，存138字。第1、5、8行的“钦赐”、“圣旨”、“圣寿”均顶格，其余各行前空2格。碑面3处“正统”字迹均有人为敲凿痕迹。碑文记礼部奉敕札付宝塔寺主持僧德玩，将该寺原名“宰塔寺”赐名为“宝塔寺”之事。该札付在礼部档的编号为“礼字拾肆号”。碑阴额篆“万古流芳”，首题“敕赐宝塔寺住持德玩同合山僧众□□芳名碑”，碑文刻宝塔寺主持德玩和僧众的题名，因碑石磨泐，文字缺损较多。碑原在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南礼士路月坛西夹道宝塔寺，现存五塔寺石刻艺术博物馆内。现将碑文标点并按格式移录如下。
【注释】
1.札付：源于“札子”，是宋代中央衙署变异“堂札子”而创设的下行文种。其名称演化经历了“堂札子—中书札子—札子—札付”的阶段。从字义方面考证，“札”字的指称范围由书写材料逐渐过渡到泛指写成的各类文字记载。起初，“札”指小块的竹木书写载体。就公文名称考证，最早以“札”为名的公文是“奏札”。唐人奏事，非表、非状者称“榜子”，入宋改称“札子”。宋代作为下行文种的札子，起先仅限于中央军、政衙署使用，后来运用范围有所扩大。如各路帅司指挥所属称为“帅札”。札子的结语，称“札付某某”，其中“札”为文种，“付”是动作，“某某”为收文者。由于札子的这一特定结语，演变至元、明，文种名称遂改为“札付”。
2.礼部：中国古代官署，南北朝时北周始设，隋唐为六部之一，历代相沿，是负责国家礼仪、教化的机构，长官为礼部尚书。碑文涉及寺院更（赐）名事属礼部职掌。
3.正统：明朝第六个皇帝明英宗朱祁镇登基后的年号，共14年(1436—1449）。正统十四年（1449）年九月英宗于土木堡之变被俘，明代宗即位改元景泰。
4.该：指示代词。指称上文说过的人或事物，多用于公文。
5.司礼监：明朝内廷管理宦官与宫内事务的“十二监”之一，始置于明太祖洪武十七年（1384）。明初司礼监权力受限，宣德以后，原本由皇帝掌握的批红权逐渐分散给司礼监，主要是掌印、秉笔、随堂太监。《酌中志》卷16《内府衙门职掌》记：“凡每日奏文书，自御笔亲批数本外，皆众太监分批。遵阁中票来字样，用朱笔楷书批之。间有偏旁偶讹者，亦不妨略为改正。”（转引自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第200页。）至明中后期，由于皇帝怠政以及幼冲等原因，司礼监权力扩大，并干预中央决策。
6.钦此，钦遵：公文中引用皇帝诏书结尾的套语。臣下在接奉或聆听了皇帝谕旨或训诲之后的用词，表示对皇帝谕旨或训诲的恭敬和坚决遵照执行之意。
7.科：指六科，此处应是礼科。明朝设置六科给事中，主要有“近侍扈从，规谏君主；监察百官，规范行政稽核公文，确保行政正常运行”等职能。札付碑文中涉及的是给事中对内廷下达的诏旨的审查。《大明会典》卷213《六科》载：“凡内宫内使传旨，各该衙门补本覆奏，再得旨，然后施行。”六科认为有不当的诏旨有权封还驳正，“谓之科参”。
8.备照：备，准备、预备、储备。照，根据六科给事中的职能，此处的“照”不是“照会”这一公文形式，应是凭证、存档之意。因为明代六科给事中负责中央公文的“注销”制度，此“注销”不同于现今的消除、取消之意，实质上是检查各类公文下达以后及平时各类行政法规的执行情况。为了便于以后检查，六科均建立起公文存档制度。
9.通：此处应用作副词，修饰“行”，有合理地、圆满地之意。
10.合行：公文用语，应当施行。
11.仰：在公文中表示切望之意，为上级命令下级的惯用之词。
12.本：意为该。区别于清代、民国时期公文中表示作者在平行文、下行文中对自身的称谓。此处不作自称，是沿袭唐宋公文的特殊用法。
13. 礼字拾肆号：此为礼部公文字号，体现了明代公文存档制度，与六科给事中的“注销”职能相呼应。
14.准此：犹言按照这样（办理），旧时常用于下行和平行公文。
【译文】
为便利分析，兹将碑文今译，大意如下：
以立碑的方式将礼部奉皇帝命令、札付宝塔寺的事情记录下来。
礼部于正统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为寺名（匾）的事情时发出这份札付。
司礼监太监范弘批传（宰塔寺）：
“敬奉皇帝旨意，将宰塔寺赐名宝塔寺。圣意如此，领旨者遵命而行。”圣旨传奉到礼部，除将补本传送到礼科作为存档外，应当（按照旨意）合理地施行。除施行此事外，札付给该寺住持僧，望其严格遵守清规戒律，带领寺中僧人焚香修行，为皇帝祝福延寿。后续的施行情况应该报告给发送札付的礼部。
礼字拾肆号
札付宝塔寺住持僧德玩，执行公文内容。
正统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发出公文
□□正统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立此碑
二、从法律视角解读碑文
本札付可分为三部分：首先是司礼监太监范弘对皇帝圣旨的转述；其次是礼部收到圣旨后的作为（补本六科等）；最后是礼部札付宝塔寺住持的内容。这一过程体现了明代中央决策的公文形成方式，也展现了司礼监、六科给事中等特殊“行政机关”在明代行政中的作用，以及公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法律观念。
明代中央机关决策的公文，大致经过拟旨、批红、抄驳、议复四个程序。拟旨由内阁，批红由司礼监，抄驳由六科，议复由六部。
内阁拟旨始于何时? 明初罢相后，太祖每天都要亲自处理大量的政事。但一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因此，他深感“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三，洪武十三年九月戊申条。），进行了辅政形式的尝试，设四辅官及殿阁大学士。永乐时期，内阁之名正式出现。宣德、正统时期，内阁地位提高，形态和职能进一步完善，票拟即为其中一项职能。票拟是指内阁代皇帝草拟题奏批答,又称票本、条旨、调贴等。《殿阁词林记》卷九《拟旨》中记：“宣德时，始令内阁杨士奇辈，于凡中外章奏，许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票拟专属于内阁始于正统初年。（转引自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第54页。）
批红由司礼监。经过内阁票拟（草拟政事意见）的奏本传至皇帝处时，本应有皇帝根据意见作出判断，朱笔批红。但宣德以后的皇帝对于政务处理的态度不像开国前期的洪武、永乐等“政治强人”诸事亲历，一部分“批红”权逐渐分散到了司礼监。内阁拟旨后送司礼监“照阁批朱”,方成为“圣旨”。如果内阁票拟与皇帝或司礼监的意见不符,司礼监可发还内阁重拟，或径用朱笔改定。明代宦官专权局面的形成，实与宦官摄取了“批红”大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见审批公文决非小事。
抄驳由六科。中央所发出的公文均需经六科抄驳，圣旨也不能例外。六科有封还圣旨的权力，同时还有径自改正违误章奏的权力,这个权力是皇帝钦准的。从《宝塔寺礼部札付碑》第5行“钦遵补本送科备照外”可以看出：礼科有对礼部公文备案监督的职能：明太祖设给事中，分为六科与六部相对应。王天有将六科职责表述为：“处理诏旨章奏；规谏皇帝，充任言官；参与议政；监督六部中央官署；考察官吏。”（参见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第72-83页。）郭景未将六科职责归纳为：“规谏君王；监察百官；稽核公文。”（参见郭景未：《明代六科给事中制度研究》，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18-34页。）就“稽核公文”职能而言，六科给事中对于上传下达的公文有封驳的权利。《明史》卷74《职官志四》云：“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颁之；有失，封还执奏。凡内外所上章疏下，分类抄出，参署付部，驳正其违误。”对于内外衙门所上章本，经过票拟批答后，六科审核后认为仍有小的违误之处，可以驳正。顾炎武在《日知录》卷9《政事》道：“驳正到部，谓之科参。”六部等部门在具体执行中，须注意“科参”，并按其执行。如六部坚持己见，须重新具本上奏。
议复由部。明代六部地位崇高，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同为中央最高一级行政决策机构,九衙长官合称“大九卿”。皇帝随时可以将有关事务交由部、院、寺商议处理，部、院、寺根据皇帝旨意，经讨论提出处理意见，是为“议复”。议复可以一部,也可数部合议。（参见颜广文：《论明代公文运作制度》，载《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在通常情况下，中央机构需要解决的事项大都以公文形式层层上报。再复述其过程是：（1）内阁拟旨（提出解决草案）；(2)上报皇帝审核并朱笔批阅（审核权），但实际上司礼监掌握了批朱权（一方面由于明代废丞相，皇帝一人难以解决大量的奏章；另一方面在经历一些特殊事件后，内廷宦官逐步受到皇帝信任，对皇帝产生较大影响）；(3)批朱后准备下发的公文需要经过六科的抄驳，目的一是再次检查是否有不当之处，另一是存档以便随时监督后续的执行情况。（4）皇帝随时可以将事务交由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等相关部门进行议复，主要是针对突发重大事项及皇帝认为需要特别处理的一些事项，实质上是特别事项的处理办法。
由此可以看出，明代中央决策权存在分立与制衡的关系：内阁与司礼监（皇帝）形成关于事务草拟与审批的分立，实质上是对于一般事务决策权的制衡。六科是对于内阁、司礼监甚至皇帝作出决策的监督，有权对有小问题的决策以公文进行科参，对不当的公文进行封驳。议复是对于特殊事务的联合决策制度，与一般决策相互制衡。一般决策程序出现问题或皇帝认为有必要特别处理的事务，可以由部、院、寺进行议复。
总而言之，仅就中央决策权而言，明代分为一般事务与特别事务两套处理程序，六科独立于程序之外进行监察，从而在中央行政机关中形成了内阁、司礼监、六科、九卿之间相互分权与制衡的行政体制。此虽与现代西方权力分立与制衡理念的出发点不同，但实质都体现了在行政制度构建过程中，对于公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