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晶｜刘子健先生的早年经历与旅美心境

刘先生的照片转自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No.25,1995

文︱赵  晶

近年来，已故宋史名家刘子健先生有关王安石、欧阳修的研究陆续被译介出版，台北联经出版公司也重印了他绝版多年的《两宋史研究汇编》，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旅美学者在谢世近三十年之际又重新引起汉语知识界的重视，可见其著述的生命力。

上海师范大学的虞云国先生对刘先生颇加推重，近三年来，通过访谈、导读、讲座等方式，不断向学界、公众介绍其人其学，可谓不遗余力。如《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11期曾刊登其文《刘子健的学术生涯与故国情怀》，后略加删订，作为刘子健著、张钰翰译《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一书的“导读”上篇。此文经各大公众号先后推送，流传甚广。

期刊版《刘子健的学术生涯与故国情怀》（92页）称“刘子健，原籍贵州省贵阳市，1919年12月19日生在上海。他在1936年入读清华大学，次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沦陷……转入燕京大学继续学业……1940年，刘子健获得学士学位，留校担任助理，兼任中国大学讲师”，内有脚注（未见于“导读版”）称“刘子健的出生地唯见于周明之《刘子健先生传略兼论旅美华裔文史专业者的历程》，载《宋史研究集》35辑，兰台出版社2005年版，第485-505页”。

覆按周文，关于上引内容，有如下记述：“刘子健先生原籍贵州贵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生于上海，一九三六年入清华大学。这时华北的局势在日本的侵略之下日益恶化，清华乃于次年十月西迁湖南长沙。刘先生没有随校西迁，而转学燕京大学，于一九四一年得学士学位……一九四四年至四五年在中国大学以讲师资格任教，次年转至燕京大学任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讲师。”（485-486页）

对读虞、周二文，自然会产生两点疑惑：刘先生获得学士学位的年份是1940年还是1941年？他毕业后是留燕京大学担任助理、兼任中国大学讲师，还是先在中国大学担任讲师、后转入燕京大学？

杜新庆所撰《美国中国学家刘子健研究》曾综览诸家之说，称刘先生出生于上海，于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1938年转入燕京大学政治学系，1941年获燕大学士学位，并留校担任助理，1944年第二次出日军监狱后，到中国大学任教，1945年返回燕大任历史和文学讲师（华东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10-12、60页）。

相比于虞、周二文，杜文明确了刘先生转学燕大是在1938年；而1941年获得学位说，当是承自周文；留校担任助教一说，则与虞文同，所据应该皆是《劉子健博士頌壽紀念宋史研究論集》所载《劉子健博士略歷》（同朋舍1989年，第9页），“经历”部分前两条即为“燕京大学助理、中国大学讲师（非常勤）”，而且同书所载斯波义信先生的文章《劉子健教授  人と學問》亦提到刘先生曾在燕京大学担任助理（13页）。

至于刘先生在1940年获得学位的说法，应承自柳立言先生。柳先生在《刘子健先生的治学与教学》（收入《宋史座谈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1994年3月，第3页）中言：“先生（一九一九·十二——一九九三·九）生于贵阳，长于上海，毕业于燕京大学（一九四〇）。”至于柳先生以何为据，暂不可考。

然而，柳文所言刘先生“生于贵阳，长于上海”，未为虞先生所取。出自普林斯顿大学同事之手、与柳文同年发表的讣闻（下称“普大讣闻”）叙述如下：“其家迁自贵州贵阳。他长于上海，前往北京，入读清华大学。”（译自Andrew H. Plaks, Willard J. Peterson, Hai-tao Tang and Ying-shih Yu: Obituary: James T. C. Liu [1919-1993],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3, No.3, 1994, p.1044）所言略暧昧，不似柳说笃定。类似说法，也见于葛平德（Peter J. Golas）先生独撰的讣闻：“他在上海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然后在北京接受大学教育，先入清华大学，后在燕京大学。”（译自Obituary: JAMES T.C. LIU, 1919-1993,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No.25,1995）

总而言之，上述关于刘先生早年经历的诸说，可谓大同小异，但皆未尽准确。刘先生的夫人王惠箴女士在阅读《宋史座谈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后，于1994年5月19日致信柳立言先生，就刘先生的履历有所说明：

以下我希望澄清一下子健的履历。本校系中所发表的讣文与事实略有出入。当发现时已经分发各系，无从追改，只能写信去係（系？）中负责人在原文件上更改备案，以免再错。子健原籍贵阳（其父之故乡），本人生于上海（浦东）。十余岁迁往北平。1936入清华，1937清华迁往内地，华北沦陷，他滞留北平，1938入燕京，读至1941冬，因珍珠港事件而燕京被迫关门，师生入狱。放出后亦不得离境。直到1943转入北平一所私立的中国大学（当时据说仍为国府承认），数月后交上论文即行毕业，乃留该校教课，适1945胜利后，燕京复校，即回燕京教国文。1946春，盟国在东京组织国际法庭，审判战犯。中国方面派检察官向哲濬，前来北平物色人选做为其助手之一，子健被学校方面举荐而去日本两年。待工作结束后，即于1948年来美国入研究院，所需学历文件均由燕京径寄美国匹次堡大学。虽在文件上注明肄业燕京三年半，毕业于中国大学（1943），但却往往被人忽略细节而认为是燕京毕业。至于“1940”大学毕业之说则不知从何而来。曾见系中另一油印的报导，则写1949大学毕业，由于根本不足取信，我未再去要求更正。凡此虽属小节，但写历史文章而出版，似对史料，以求真为贵。附上子健在燕京之学友所写悼文影印件以供参考。另外，匹次堡大学之博士论文首页注明：AB China University, Peiping, 1943。也可为证。

王惠箴女士致柳立言先生函第2页

王女士所附刘先生燕京学友之文，是刊登在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印《燕大校友通讯》第17期（1994年3月）上的《悼三八班老友刘子健》（作者为朱良漪），其中言及“我认识子健是在1938年入燕大新生报到期间……在校三年半期间并不因为是不同学系与学风不同而有隔行之感”等。

王女士与刘先生为燕京同学，如《燕大双周刊》第23期（1946年）曾刊登一则消息：“三八学号校友王惠珍女士与同级校友刘子健君自去岁七月结婚以来，爱情甚笃。现刘君在东京国际法庭我国检察官办事处任职，以法庭进行迟缓，年内不能返国，遂电邀王女士赴日，王女士已于九月廿七日自平飞沪，候轮转日。王女士在本校社会系攻读研究院课程已有年余，预定明年法庭事毕，仍将与刘君偕返，继续完成学业。”上述刘先生的早年经历，出自相伴半个世纪的当事人之口，应当最为可信。

此外，刘先生自号“半宾居士”，虞云国先生在前引之文中也重申了自己以往的理解：“除了表达去国怀乡的寂寥与感慨外，我更认为：‘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他都把自己当作客人。但客人对主人家的观察，有时反而会比主人来得理性与客观。当然，作为“半宾”的另一半，也就意味着他对故国仍有半个“主人”的感觉，他身上流淌的，毕竟是炎黄子孙的血。’”（期刊版，97页；“导读”，22页。此说引自其文《变革之门何时关闭》，《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12月20日）

而在刘先生逝世之后，前引普大讣闻的执笔者曾申发过他们的看法：除努力充当中美联系的纽带，因而在中美皆成为众矢之的（a target of criticism）外，刘先生出入社会科学与人文学，既亲历二十世纪中国、又深入了解宋代中国，无论是在学科领域还是研究时段上，皆可谓“半宾半主”（p.1045）。此后，周明之先生则认为：“他以‘半宾’自署，为该书（指《中国转向内在》——笔者注）题签中文书名。则他在美国四十年，仍然不能免除一份‘客卿’的心情，而始终以一个‘寄居者’（sojourner）自视。”（497页）

《中国转向内在》英文版封面

比较来看，普大讣闻的执笔者试图进行全面阐释，而虞先生与周先生分别侧重去国、旅美的心态。其实，作为未亡人的王女士，在前信中也陈述过一番看法，或许有助于我们了解刘先生对于这个别号的自我认知：“他在退休之年出版该书（指《中国转向内在》——笔者注），原已料到不会有多人阅读。虽被已故的少数前辈赏识，但未料到，至今仍未被本校图书馆收列。连他自取的谦虚自贬的别号‘半宾’也遭人揶揄非议，是诚人心叵测也。好在他人已去，不会更伤其心，由之而已。”

由此可知，自号“半宾”，刘先生的本意应是“谦虚自贬”，至于在哪些方面自谦，暂且不论；对美国同行而言，却是可加“揶揄非议”之处，这应与刘先生对故国的态度密切相关（如上引普大讣闻称“being a friend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de him a target of criticism in the U.S.”）。1988年6月24-28日，中国文化大学在台北举办国际宋史研讨会，刘先生因病未能出席，委托弟子戴仁柱（Richard Davis）先生在开幕典礼上宣读他的致辞“国际提倡宋史的‘史话’”（参见宋晞《刘子健先生提倡国际间研究宋史的贡献》，收入《宋史座谈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23页）。当年7月28日，刘先生在给柳立言先生的信中曾说明如此安排的四点用意，前两点是“在台开国际会，为国争光，尤宜标明”，“健华人也，而令美人代读，想提醒其他美人，不可忘华人之功”。孰宾孰主，一目了然。

附记：

柳立言先生于2019年荣休时，将1980-2000年间海内外师友写给他的信函俱转赠于我，颇多名家真迹，也有不少奇闻轶事。奈何人至中年，记忆日衰，当时所读，而今竟无印象。近日偶然检读王惠箴女士前信，聊作申发，以备学界参考。

柳先生曾一再叮嘱，若有机会，不妨利用这些信函，“化私为公”；王女士在信中也表达了对子健先生履历错误“无从追改”的遗憾、对史料求真的执着，这些皆让我坚信公开此信符合当事人的意愿，特此说明。

赵晶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