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古装剧，让人们有机会见识古代中国法律。在学术界，它有个正规的名称，叫“中华法系”。虽然它早已成了一个历史名词，但在博物馆，却仍不时出现在我们眼前。许多文物，都可以视为古代法制文明传承的见证。它们或备受瞩目，或无人问津，但一直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
斧钺：刑始于兵，兵刑合一
斧钺，是兵器，也是礼器。当你看到斧钺和法制挂钩时，会不会很奇怪，这两者能有什么关系呢？这就不得不提到法制文明的起源问题了。
我们现代人看到“刑法”这两个字时，首先想到的是这是一部法典，是规定了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但是在古代，刑等于法。从一个现象中不难看出这一点：正史里记载中华法系变迁的部分，几乎全部都叫做“刑法志”（个别称“刑罚志”）。
“刑”是怎么来的？《辽史·刑法志》说得很直接：“刑也者，始于兵而终于礼者也。”兵，就是兵器、战争。而《汉书》里叙述得更详细，圣人根据上天意旨制定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徭（由）来者上矣。”大刑，是最严重的刑罚，所谓甲兵即出兵讨伐；斧钺是兵器，也是杀俘虏的工具和施以刑罚的刑具。刀锯、鞭扑等也同样如此，代表不同等级的处罚。也就是说，是战争孕育出了最早的刑罚，战场成为刑场，兵器化作刑具和礼器，并逐渐演化出了不同等级的刑与礼。
当代的众多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山东济南章丘董家村曾出土了一件玉钺，沉重锋利，它当是从工具中分离出来的专业化兵器，同时也是刑具。而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遗址中，更是发现很多被利刃斩断头颅、骨骼的现象，很可能就是玉石钺造成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一件青铜钺，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从材质及刃部较钝等特征分析，它并不是实用兵器，而是礼仪用器，即青铜礼兵器。
“礼源于祭祀，刑始于兵”，是中国法制起源发展的重要路径，博物馆中丰富的礼器、兵器收藏，足以建构中国古代法制文明初始发展的谱序。那些或威武、或神秘的斧钺，无论是新石器时代的兴隆洼文化流行的玉斧、龙山时代的玉钺，还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钺、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妇好大铜钺，以及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晚商带銎（qióng）青铜钺、战国百越文化的人物纹铜钺等等，都不是功能单一的兵器，更兼具了刑具、威仪的属性。
商周时期，青铜钺、玉钺是君王和将领征伐大权的象征，代表着持有者生杀予夺的权力。甲骨文、金文中“王”的写法与斧钺相近，应该就是从象征意义衍生而来。这与古代西方的权力象征——权杖，有异曲同工之妙。
据两河流域出土的公元前2500年的《秀鹰之碑》讲述，乌鲁王卡拉秀征服邻国，施网套住敌人，以右手持权杖击打敌首头颅。无独有偶，埃及格贝连出土的公元前2085 年的石灰岩浮雕上， 埃及国王孟图赫特普二世，也是左手高举权杖式武器，打向敌人头部。而在更加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石柱上方，汉谟拉比王正接受太阳和正义之神沙马什授予的权杖，以示王权神授、不可侵犯。
虽然在甘肃、陕西西部、新疆等地，也发现有类似西方的权杖头，但明显缺乏中国本土特性。而中国本土特色鲜明且并兼具兵器、刑具、权威功能的器物，非斧钺莫属。
或许当你面对一派森严之貌的斧钺时，古代刑律的冷酷便会骤然地降临在你的心头。
度量衡：公正的象征
去故宫的人很多，但或许大部分都不太在意在午门前面、太和殿和乾清宫前的丹陛上，陈设的几件重要文物——日晷与嘉量。日晷是古代计时器，利用日光照射指针在晷盘上的投影表示时间。在古老的农业文明中，能掌握太阳起落、节气运行规律的人，方有资格代天行事，成为天子。因此，古代帝王登基后的首要大事，便是更改年号，确定新的计时方式，寓意开启新的统治时代。于是以日晷作为“ 授时行历” 的标志，蕴藏着政令通行的统治理念。
与日晷并列的嘉量，制作于清乾隆九年（1744 年）。嘉为美好之意，量就是度量衡。这个词语出自《周礼·考工记》：“ 嘉量既成，以观四国。” 优良美好的量器已经制成， 用以颁示四方各国。乾隆皇帝铸造嘉量，当然也并非取其量器功能，而是将它当作国家权力统一和强盛的象征。
度量衡如何产生了这般寓意？
春秋战国时，周王室权力衰微，群雄并立，各地都有自己的度量衡。1857 年，在山东胶县灵山卫（今青岛灵山卫） 出土了《子禾子釜》等几件战国齐国的量器。它的腹壁内，刻有铭文9行，108字，记载了该釜容量大小的参照标准，并警告道：如关人舞弊，加大或减少其量，均当制止。如关人不从命，则论其事之轻重，施以相当刑罚。
这几件量器原置于关卡， 当与征收关税有关，并对“ 关人”——守关的官吏—— 的行为作出明确规范。这俨然是一套法制规章了。其铭文的意义，正如学者邱光明所言：“度量衡一旦从殿堂走向民间， 也就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制性。”
在秦国变法图强、吞并六国的追求中，统一文字、钱币、度量衡，都是重要的立法工程。《战国策》中，燕客蔡泽曾评述说，秦国之所以能无敌于天下，在诸侯之中立下赫赫威名，都是建立在商鞅为秦孝公“ 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 的基础之上。可以说商鞅统一度量衡，功不可没。
幸运的是，商鞅变法时所督造的标准量器——《商鞅铜方升》，至今尚存于上海博物馆。其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有铭文，其中左壁铭文为：“ 十八年，齐遣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壹为升。” 大意是，秦孝公十八年（ 前344 年），齐国派遣卿大夫多人前来通问修好。冬十二月乙酉日， 大良造商鞅以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的容积定为一升。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更是发布统一度量衡诏书，制作标准器，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度量衡管理制度，同时也对先前旧铸的度量衡器进行重新检测， 加刻诏书。《商鞅铜方升》的底部， 便加刻了秦始皇二十六年（ 前221 年） 的诏书。秦二世继位后，又在刻有秦始皇诏书的量器上再度加刻。秦统一度量衡是大势所趋，也是因势立法—— 度量衡事关经济社会生活中基本的标准问题，从其入手，恰可以名正言顺地统一法制，统一人心。战国法家代表人物慎到在《慎子·威德》中说：“ 蓍龟，所以立公识也；权衡，所以立公正也；书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审也；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 慎到说，以秤称量物体轻重，来确立公正的标准；用度量丈量物体的长短、体积，来确立公正的审查准则，度量衡可谓法律公正的代名词了。
秦帝国确立的这种法制，成为后世人们效仿的典范，要想证明自己立国之正，都在度量衡上下工夫。初始元年（8年）王莽篡汉，改国号为“ 新”，开始进行全面社会改革。次年，为了各地称量五谷的容器有统一标准，便命人依照刘歆的考订，铸造了一件组合性量器，定名为“ 嘉量”。
王莽嘉量看似简单，实际是精密组合件。嘉量正中的圆柱体上部为斛（hú），下部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上截为合、下截为龠（yuè）。每一个容量都有详细的分铭，记录各器的径、深、底面积和容积。五个容量单位的相互关系是：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嘉量上也刻有王莽诏书，文字以悬针体小篆铭刻，代表了秦汉篆书的最高水平。
如此一来， 也就不难理解乾隆皇帝铸造嘉量的动机了：我大清鼎定天下，法度一统，自是天朝上国。
“刖人守门”：残废了也要服劳役
汉文帝即位的第十三年（ 前167 年）， 一位名叫淳于缇萦的小姑娘的上书，扰乱了帝心。原来，小姑娘的父亲淳于意被人告发受贿，要被押送到长安接受肉刑。临行前，淳于意对着五个只会哭泣的女儿骂道：“ 生子不生男，关键时刻什么用处都起不到！” 缇萦为此感到悲伤， 便跟随入京，向汉文帝上书道：“父亲为官一向被称赞清廉公平，现在因为触犯法律要被判刑。可是处死者不能复生，判肉刑的也不可能长出新的肢体，纵然改过自新，也无可奈何。我愿没入官府充当奴婢，为父赎罪。” 颇受触动的汉文帝开始着手废除肉刑。
肉刑，顾名思义，就是残害身体的刑罚。在古代刑罚史上，除了施加于敌对部族的大刑、中刑外，对于部族内部原本有象刑——以特殊服饰象征刑罚——而无肉刑，但商周以后，为了用残酷暴虐的刑罚警戒小人，肉刑应运而生并广泛行用。它分成五个等级，即所谓五刑：墨、劓（yì）、剕（fèi）、宫、大辟。其中，墨刑指在罪犯身上刺刻后涂黑，也称黥刑；劓指割掉鼻子；剕指斩趾断足，也叫刖刑；宫指男子割势、妇人幽闭；大辟即死刑。以五刑为主的肉刑， 构成了早期中国的刑罚体系。
正如人面、人头在礼兵器上居于显要位置，使礼兵器的威仪感大增，在西周中晚期，一种铸有“ 刖人守门” 形象的小型青铜器开始流行。故宫博物院、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等地均有收藏。而最为精巧的， 当属1989 年出土于山西闻喜县的《刖人守囿车》， 长宽高也就10 公分左右。只见一架厢式六轮车上，侧面开了个小门，门扉上立着一个受了刖刑的人，左小腿被砍断，负责看门。虽然车上嵌饰有振翅欲飞的小鸟和凤鸟纹，呈现活泼盎然之态， 但被砍掉的左腿，透出了一派肃杀气氛。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砍掉小腿成为残废已经非常凄惨，还要进一步压榨犯人的剩余价值，可谓惨无人道了。不过，这在分封制时代，却是再正常不过的处罚。《周礼·秋官》记载：“ 墨者使守门， 劓者使守关， 宫者使守内, 刖者使守囿。” 犯人在被实行肉刑之后，还会伴随一些附加刑，比如服劳役。统治者对此也煞费苦心，充分考虑到了畸余之人的身体状态，给其分配相应的劳役。砍掉小腿行走不便，那就让你看守仓库， 不需要太多行动；施行了宫刑的， 看守宫内再合适不过……《刖人守门鼎》《刖人守囿车》等青铜器的命名，也正源于此。
刖刑残酷，同时使人丁失去劳动力，也是一大损失，古人不乏有谴责者。春秋时，齐景公曾询问晏子市场上商品的贵贱情况，当时齐景公因为滥用刑罚， 导致市场上出现“ 鬻踊” 的情况—— 即出售为受过刖刑的人专门制作的鞋子（或说为义肢）， 于是晏子回答道：“ 踊贵屦贱。”刖刑人犯的鞋子贵，而普通人的鞋子贱，可见受刖刑的人多到了什么地步。
终于，这一残酷刑罚被汉文帝用一纸诏书画上了句号。这封诏书名为《除肉刑诏》，动容地言道：“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 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一旦残断肢体，损刻肌肤，便无可挽回，何其缺乏德行！难道符合身为父母官的本意吗？
代替肉刑的具体措施，主要是“ 徒、笞、死”三种。墨刑改为髡钳（ 剃发戴刑具） 和城旦舂（ 男子筑城守卫、女子舂米）的复合刑；劓和斩左趾，改为笞刑；斩右趾， 改为死刑…… 刑罚史上新的一套体系已然初现端倪，后世依旧被称作五刑的“笞、杖、徒、流、死” 在此基础上逐渐成型。
然而，制度的更易并非一蹴而就的， 如用笞刑来代替劓和斩左趾， 但最初难以控制二者之间的变换关系，斩左趾者笞五百、劓者笞三百， 结果不用满数就把人打死了。落得个“ 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的评价。
但是，没有汉文帝迈出的这一步，肉刑仍将持续下去，而古代刑法的文明曙光，就在这坎坷的改革中逐渐发光发亮。
从森严的斧钺中感受法的起源， 在规整的度量衡上体会法之公正与一统，借刖人青铜器之凄惨反思慎刑思想的发展……一器一物上，法制文明的光亮在闪耀。其实， 除了以上种种， 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借以了解中华法系的珍贵文物， 比如玺印、文书、碑刻， 等等。这些能在博物馆中频繁遇见的文物，都是古代法制文明的有机构成部分。带着善于发现的眼睛，也许你会看到一部文物诉说的中华法制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