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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丨第二届中国古文书学研修活动纪实
发布时间:2018-07-20

7月12日上午9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邓小南教授开始演讲《从文书看制度——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简介》。邓老师首先强调了南宋武义徐谓礼文书的重要价值。由于宋代重大出土材料并不多,徐谓礼文书作为中古时期最完整的官员个人材料和南宋中下层官员仕宦履历的鲜活记录,是可遇不可求的珍贵材料。这些材料既可丰富人们对宋代官僚机制、文书体式、制度实施等方面的新认识,又提出了诸如文件签署、赋税征收等新问题。



邓老师的讲授内容分为文书出土整理情况、文书基本内容、不同材料间的相互质证等三个方面。徐谓礼文书出土于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胡处村龙王山。2005年徐谓礼墓被盗,2011年底侦破归案。墓室以白膏泥严密封闭,且纸本文书被蜡封,故而保存状况良好。与文书一同出土的还有徐谓礼与妻林氏圹志。徐谓礼(12021254)为徐邦宪幼子,荫补入仕。

徐谓礼文书可分为录白告身、录白敕黄、录白印纸三部分。告身又称官告,是官员的委任状;敕黄是朝廷指挥政务、任命差遣的文书;印纸是官员履历情况的记录。录白,是指按照文书原样抄录的副本。



在介绍了文书的基本情况后,邓老师细致分析了文书整理和研究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如原文书纸幅粘接错误,原文书抄录次序疏失,前后文书断片连缀失错,文书抄录时的错误,文书粘连存在前后不搭问题,文书定名涉及“套叠”问题等,并详举实例加以说明。

唐宋告身是近来学界关注的重点。元丰改制对宋代行政、官职影响较大。邓老师以元丰改制后的三省运作程序,配合徐谓礼文书中的奏授告身,以图示方式详细讲解告身的行政运转程序和路径。

徐谓礼文书收录有录白印纸80余条,其中以考成、保状印纸所占比重最大。印纸是对履职情况、任职表现的书面记录,亦是朝廷的重要资讯来源。邓老师以端平三年(1236)知溧阳县零考成印纸为例,引用《庆元条法事类》对命官批书印纸的记载,分析此件印纸内容与法令文献的异同,并解释其中的原因。



邓老师最后强调,出土文书带来了新命题、新研究的可能性,而将这些可能变为现实,要靠学者的切实努力。就徐谓礼文书而言,尽管其性质相对单一,但研究仍需秉持多面向、重综合、广格局、深追问的原则,更需将其纳入到南宋制度的整体中加以认识。



下午2点,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李雪梅教授主讲《公文碑研究的几个基础问题》。李老师首先向营员抛出五个问题:汉至元公文碑有多少?公文碑能独立成类吗?如何辨别公文碑?公文碑如何定名?为何要刊刻公文碑?接着请大家留意现场展示的唐、金、元5通公文碑拓片上,公文形式的差异。

在切入正题前,李老师比较了甲骨、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明代档案等当代显学与传统显学——金石的史料特色,认为金石中的碑志是更为经典的本土性史料,也是中国本土法律话语体系的重要载体。



对于近十几年的碑志研究情况,李老师认为总体特点表现为以基础文献整理为主,断代和专题研究进展较快,但石刻文献本身的整体性和长时段研究相对薄弱,并介绍了法律碑刻研究学术团队20年学术规划(2014-2034)中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工作,而公文碑研究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

李老师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对大量存在的古代公文碑视而不见,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系统整理,而他们这几年的工作,就是致力于完成这项基础性工作,进而梳理了自秦汉至明清各主要时段公文碑的数量、文种、体式、内容,并重点讲解了唐宋元时期公文碑的特色,如宋代碑石上公文与规则的并存,宋金公文碑上的“行政许可”,元代公文碑的“反行政”功能,“令文”的累刻现象等,而这些现象都值得深入解析、研究。



至于公文碑的定名原则、载录方式,公文碑刊刻的目地和实用功能,公文碑的动态演进和自身发展规律,都在讲授中被屡屡提及。李老师提出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公文碑刻立之处,往往是最需要借助行政权威的地方。而古代行政权,也是中国本土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这也是她当下正在研究的重点。


 

晚间6点,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徐义华研究员主持文书练习。徐老师以《先秦文书析读二则》为题,重点讲述了商周甲骨文、金文的解读方法。甲骨刻辞的种类可分为卜辞与非卜辞。卜辞的基本结构由叙辞(时间、卜者)、命辞(事件)、占辞(判断)、验辞(检验)组成。周代文书的管理机构包括天府、太史、盟府,文书内容可分为户籍、狱讼、典籍、盟约等类。其后以国家博物馆所藏西周“格伯簋”和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五祀卫鼎”为例,就文书内容作了详细讲解。


接下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国旺副研究员讲授《元代公文行移的几个问题》。张老师先分别介绍了元代圣旨、劄付(二品以上官府发给所属下级官府的文书)、咨文(二品以上不相统摄的平级官府间的往来公文)、关文(三品及以下同级官府之间彼此往来的文书)、牒文(外路官司不相统摄者,及都省、院部所委官员与外路之间)等五类公文的行移情况,并以明隆庆本《珰溪金氏族谱》中的元代牒文和明郑烛《济美录》中的两件元代敕牒为例,讲述了元代牒文中的“今故牒首末式”(以“今牒、故牒”为表征)、“平牒首末式”(以“请、谨牒”为表征)、“牒呈首末式”(以“伏请、牒呈上”为表征),以及敕牒的体式。


其后,张老师就郑好、张恒同学提交的论文作了精彩点评,两位同学亦就其中问题作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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