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9日晨，朝霞初映，由古籍所李雪梅教授组织的北京房山石经山、云居寺等访古学术考察活动按时启程。考察活动是法大研究生精品课程“法律文献学”的课程计划之一，也是石刻法律文献研读班的学期重点活动。考察团一行21人以中国史、法律史专业硕博研究生和古籍所教师为主体，年龄达73岁之差的一老一少，是团队中的吉祥“二宝”。

“扶老携幼”一直是古籍所学术考察活动的传统。78岁高龄的沈厚铎教授为古籍所的退休教师，因云居寺收藏其先辈沈家本手书清末奇案——“杨乃武案”的奏折原件，使沈教授与云居寺有了不解之缘。5岁的小姑娘早已是户外达人，但第一次随妈妈参加古籍所集体行动，难免羞涩。

初冬寒气逼人，车内温情洋溢。初次参加考察活动的本科生小惠，在本学期的中国法律史研讨课中表现出色，故被特邀加盟。头天晚上她已是抑制不住地兴奋，各种好奇、话题不断，为团队活动带来各式“小清新”。

 

初次参加访古考察活动的本科生小惠，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不到9点，师生与云居寺工作人员在约定地点汇合。云居寺位于北京西南房山区大石窝镇水头村，距市中心约70公里。寺始建于隋末唐初，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众多，目前主要由云居寺、石经山藏经洞和唐辽塔群构成，是我国北方著名佛教圣地，也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尚未到开放时间，师生们直奔石经山。

房山石经的精华多在石经山藏经洞中。图为石经山藏经洞一角

石经山在云居寺东2里处，海拔不高（450米），但名气鼎盛。

石经山本名白带山，因时有白云缭绕山腰，形如白带，故名。隋大业十二年（605），僧人静琬到此刊刻石经，开启了绵延千年的刻经壮举。历经隋、唐、辽、金、元、明六朝，师徒相传，代代接续，将1122部、3572卷佛经、3500多万字镌刻于14278块石版上，分藏于石经山藏经洞和云居寺地宫之中。因藏有大量石经，白带山之名也渐被石经山取代。

在石经山半山腰，9个藏经洞错落分布于上、下两层，共藏经石4196块。因洞里石刻佛经多为早期镌刻，堪称国之重宝。诸洞以雷音洞开凿最早，洞内有四根八面的石柱，柱上雕有佛像1056尊，故称千佛柱。该洞原作经堂，宽广如殿，静琬最初刻石经146块即嵌在洞内四壁。其余八洞在贮满石经后即闭门锢封。

其实云居寺最早是建在石经山上，所谓云居上寺是指这里，现在人们所说的云居寺是云居下寺。而雷音洞曾是云居上寺的主殿。

雷音洞是石经山最早的藏经洞，洞中的千佛柱是隋代雕刻的精品，镶嵌于四壁的石经是静琬早期所刻。

历经朝代更迭，石经镌刻却未曾止步，除民间多方筹措，皇家也不断给予经济资助。金仙公主塔是唐代皇室支持刻经事业的见证。

北京市现存唐塔共八座，石经山就有两座，金仙公主塔是其中之一。塔建于唐开元年间，高约4米。塔身正面雕有拱形券门，门两旁雕有力士像。塔身四壁均刻有铭文，正面左上角有辽代题刻，西壁有开元九年（721）的《云居石经山顶石浮图铭并叙》，后壁分上下两截镌刻，其中上部所刻《唐金仙公主请译经施田记》是师生们考察的重点。

 

唐金仙公主塔坐西北朝东南，由塔基、塔身、塔檐三部分组成。塔背的铭文关涉法律事项，成为此次考察的重点。

 

据题记，唐开元十八年（730），唐睿宗李旦第八女、玄宗胞妹金仙公主（689-732）奏请唐玄宗将大唐新旧译经共4千余卷赐予幽府范阳县为石经底本，同时奏请将范阳县东南上垡村中的部分田庄、果园等一并赐予云居寺以充供养，并委派专人护送经书至云居寺。前莫州吏部常选王守泰为感念金仙公主的功德，借石塔后壁，将这一善举刊刻其上。因金仙公主的特殊身份，此塔的名称亦被“张冠李戴”。

石经山上曾经有五座唐代小塔，分布在五个自然形成的山顶上，颇有镇守洞藏石经之意。历经沧桑，如今只有中台金仙公主塔和南台单檐唐塔尚存。在山巅旷野，两座清秀小塔，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使命，成为石经山的一个符号象征。

 

南台单檐唐塔通高1.60米，结构简单，塔门两旁雕有金刚力士，龛门右上方刻有唐乾宁五年（895）题记。

 

云居寺在隋唐大规模刻经原是为防备灭佛法难，虽说大规模的“法难”没有降临，但刻经活动并未中断，其中辽代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

辽代涿州刺史韩绍芳游历云居寺时，得知石洞中藏有石经，于是命人开洞检验，并奏请圣宗皇帝续刻石经。之后的兴宗、道宗和天祚帝都大力支持刻经。道宗时期将刻经石碑改为76公分的石版，既省时省料，又方便搬运，大大加快了刻经的速度。鉴于9个石洞藏经已经饱和，遂转为开掘地宫以储藏石经。

 

云居寺地宫收藏者多为辽金时期刊刻的石经，计10082块

石经山上、云居寺内，唐碑辽塔遍布，成为房山刻经辉煌时期的见证。继明代葛一龙、董其昌等续刻石经之后，云居寺的石经刻造活动宣告结束。据近年统计，石经山上的经版碑石，除九个藏经洞内有4196块外，洞内外尚有残碎经版782块，雷音洞附的碑刻、经幢、题记等75件；云居寺地宫石经计10082块，总计有藏经碑版1.4万余块。

千年铭刻的万余块石经，除保存了精准佛教经典外，也承载了丰富的世俗故事。经末题记中的布施人、施财数量，刻经篇目和刻经目的，权贵和百姓的精神诉求，也都与经典一起铭刻于石，其史料价值也会和石经一样与日俱增。

与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巍峨造像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所不同的是，石经山、云居寺刻经是以“敬畏千年”的传奇，以数代人虔诚奉献所筑就的“永恒”理想，谱写了一首千古绝唱，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坚韧不拨，锲而不舍，一丝不苟，默默奉献”的石经精神，在当今依旧值得传唱。

 

珍藏于云居寺的沈家本手书奏折原件

云居寺内藏有元代《圣旨碑》、清代《云居寺地产碑》和《刘王氏舍地碑》等法律碑刻10余通，是此次访察的目标。但更让人期待的是云居寺珍藏的一件重要法律文献——光绪元年（1875）十月三十日的“钦差查办事件”的奏折。

由沈家本亲笔手书的奏折共7页，1175个字，以小楷书写，字迹工整。此份奏折是促成清末奇案——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平反的关键。时任刑部左侍郎的沈家本在奏折中陈述胡瑞澜、边宝泉等4份奏折的不同之处，言明杨乃武案有歧义，尚需复议。此折促使浙籍京官联名上书都察院，要求刑部再行审理，最终查明了案件真相，也严惩了一批贪官。

 

师生们近距离地观察奏折原件

云居寺内文物众多，不及一一遍览。加之当天还有房山文物保护所、明代琉璃河大桥的考察任务，师生们于中午2点告别云居寺，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师生们在房山文物保护所内合影

尽管一天的考察活动时间有限、行程紧凑，但由于事先准备充分，目标明确，实践教学目的基本达到，学生们也收获良多。考察活动重视对文物及第一手史料的精细理解，意在培养学生客观、严谨的历史观和学习方法，并提倡合作互助的团队意识。在与云居寺石经博物馆、房山文物保护所等单位深入交流中，还就未来进一步的教学科研合作达成初步意向，此次活动亦为探索开放多元的教学科研模式积累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