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揭开神秘古国法制的面纱

法制文物，是古代法律制度的见证和记录。中国古代有过什么样的法律制度，就会留下什么样的法制文物。从物的角度追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生成演变，既形象生动，也充盈着新知、新趣。

当我们亲临新发现的考古遗址或置身国宝荟萃的博物馆，环顾琳琅玉器、庄严礼器、凌厉兵器，不禁会思考它们与法制的关联，同时也会追问，“礼源于祭祀，刑始于兵”的中国古代法制起源路径能够通过文物展现吗？中华法系的“德主刑辅”“礼刑合一”等特色，是否会物化为器物？中国厚重的古代文化遗存遗物，到底能揭示怎样的法制演变格局？

西夏

本期为第二十七期，我们将为大家介绍出自西夏的三组文物：“敕燃马牌”、“有神圣位”铜印、瓜州审案记录。党项人建立的西夏，因为被蒙古铁骑覆灭后没有立史，加上使用的又是早已湮灭的文字，所以一直以来都显得非常神秘。不过随着越来越多文物的出土，西夏的面纱也慢慢被揭开……

壹、西夏·“敕燃马牌”

【出现时间】西夏（公元1038年—1227年）

【出土&展陈】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文物介绍】西夏铜牌。高18.5厘米、直径14.7厘米。由两片圆牌组成，相互套合形成整体。两片之间有空腔。上端为方形提钮。两片顶端各有一个西夏文“敕”字。一片刻四联忍冬花纹饰，另一片刻四个西夏文字，汉译为“敕燃马牌”，意为“敕令驿马昼夜疾驰”。此为“信牌”，是西夏王朝传递文书、命令时使者的身份凭证。一般一片存于朝廷，一片存于都城驿站，见牌合符后放行。

贰、西夏·“有神圣位”铜印

【出现时间】西夏（公元1038年—1227年）

【出土&展陈】现藏于天津博物馆。

【文物介绍】西夏铜印。高4厘米、边长5.5厘米。钮上窄下宽，顶部刻西夏文“上”字。印刻西夏文字意为“有神圣位”。西夏文是记录西夏党项族语言的文字。在西夏王朝所辖地区，上自诏令、佛经，下至民间书信，均用西夏文书写。1227年西夏灭亡后，西夏文字逐渐湮灭，至今已成为难以识读的文字。传世和出土的西夏文印章较多，是了解西夏官制的重要史料。

叁、西夏·瓜州审案记录

【出现时间】西夏（公元1038年—1227年）

【出土&展陈】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文物介绍】西夏文诉讼文书。高24.3厘米、宽28.5厘米，草书10行，足行11字左右。《瓜州审案记录》共17纸，其中5纸下落不明，以西夏文书写，钤朱印两方，有画押，系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0年）的审案记录文书，内容涉及牲畜买卖、侵夺、伤害诸事，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珍贵原始档案。背面为西夏文写本《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西夏法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西夏生存于宋、辽、金、蒙古等大国的夹缝之中，人口、国土面积、政治军事影响力一直不算突出。尽管如此，由学习能力极强的党项人建立的西夏国，却搭建了相当完善的法律制度。

景宗李元昊建立西夏后，就非常推崇以法治国。《西夏纪》记载，李元昊常常“案上置法律”，推行“尚武重法”的治国方针。仁宗李仁孝在位时期，通过吸纳唐、宋两朝的法律并进行创新，颁布了《天盛律令》。这成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少数民族文字的法典。

《天盛律令》内涵丰富，涉及刑事、厩牧、军事、婚姻、宗教、民族习惯、民间契约、诉讼审判制度、亲属法律制度等，体例较《宋刑统》有所更张，采取按照统一的律令条目进行分层次书写的方式，较好解决了宋代法律与敕令杂乱混同的问题。

(本文原发于“无讼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