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石课堂丨房山访古——万佛堂、云居寺教学考察纪实
文/赵维亮
2023年4月13日清晨，由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李雪梅教授组织的赴北京房山万佛堂、云居寺等古迹学术考察活动按时启程，虽有沙尘飞扬，但依旧难挡同学们访古探幽的热情。此次考察活动是研究生课程“法律文献学”的实践环节。考察团队一行17人，以古籍所的教师和中国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为主，考察内容聚焦于古代石刻文献和地方治理。此次考察的第一站是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万佛堂、孔水洞石刻及塔。我们乘车到达之后，首先就看到附近山丘上的辽代华塔与元代塔各一座，其中辽代华塔建在万佛堂侧山崖之上。华塔又称“花塔”，唐末出现，盛行于宋、辽、金时期。此塔即是典型的辽代华塔，塔身高大，整体呈八角形，由塔基、塔身、塔顶三个部分组成。塔基由须弥座及仿木构的平座组成，须弥座上的八角塔身四面建有券门，从南门可入塔心室，其余三面是假门，外壁有浮雕佛陀、菩萨、力士以及伎乐天像。其上又有仿木制建筑的飞檐和平座各一层，再上各层塔身均雕有单层佛龛，龛内有佛像，龛座饰圆雕狮、象等，上下层龛位互相叠错，远观如盛开的莲花。据佛教经典《华严经》记载，毗卢舍那佛所居住的莲华藏世界中央为香水海，其中生出大莲花，微尘数之世界布列于莲花间，而华塔所表现的正是这样的景象。此塔一方面展示了辽代佛教文化的盛行，而塔身精湛的建筑和雕刻技艺也诉说着辽代工匠的巧思。
考察人员在辽代华塔前合影
明《重修云濛山大历古迹万佛堂龙泉宝殿碑铭》
接下来，我们前往万佛堂以及孔水洞。孔水洞原是一个喀斯特自然洞穴，洞前依山势筑砖石墩台，中辟券洞，有清澈的泉水从券洞流出。在此处未被封闭保护之前，附近居民常来此取水以作生活之用。据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的考察（参见《北京万佛堂孔水洞调查》，《文物》1997年第11期），孔水洞尽头岩壁刻有两尊佛像，并镌刻有隋代经文和金大定年间的题记，可见孔水洞在隋代已开始凿龛造像。孔水洞之上的万佛堂是一座无樑殿式的建筑，通体砖石结构，歇山顶，门上有横石额，上书“大历古迹万佛龙泉宝殿”，旁落“大明万历己丑春吉日重建”小字款。万佛堂边有一通明代碑刻，为《重修云濛山大历古迹万佛堂龙泉宝殿碑铭》，记述了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工部尚书石星来到此地，发现此处殿宇荒芜，但石刻十分精美，绝非普通工匠所为，于是联合司礼监太监张诚等一起出资修建，历时一年建成万佛堂，又把堂后唐代浮雕石板拆卸下来镶嵌于堂内三面墙上，现在犹存31块。据学者研究与史料记载，万佛堂修建之前的殿宇建于唐玄宗时期，由幽州卢龙节度使颖国公朱希彩“捐地倾资”，比丘尼号溪老人所建，初名“大历”。辽元之间屡经兵祸，至明万历年间，才修建今日所见的“万佛堂”。我们进入万佛堂内，可见三面墙壁上的精美唐代浮雕，造型生动，在光影之下如梦似幻，颇显神秘，观者无不被深深震撼。这些浮雕组合成一幅壮观的《文殊普贤万菩萨法会图》。其中一块石板边沿有刻于“唐大历五年三月八日”的发愿文，可知其雕刻的年代为公元770年。
万佛堂内浮雕
发愿文的摹刻时间
文殊菩萨像
伎乐天人图
万佛堂内正面浮雕中央刻有一尊释迦牟尼佛，左右两侧有文殊、普贤二菩萨，周围刻有天女、供养人等形象，其下又刻有海水承托，其间佛陀、菩萨、天女表情灵动，形象逼真，身上的璎珞飘带随风舞动，大有吴带当风之美，由此也可一窥盛唐气象。
除中央的主题浮雕外，各处细节浮雕也精美异常。在一组伎乐天人像中，他们手持筚篥、拍板、排箫、箜篌、腰鼓等乐器，其中还有胡旋舞者，表情灵动，仿佛沉浸于美妙音乐中不能自拔。从如今万佛堂内的浮雕安排来看，唐人在雕刻时是以云纹分隔各处图案，但在明万历年间再建造佛堂时，并未完全按照原来的样子安放，今日所见各处有错位的现象，难以一睹唐时浮雕的全貌，亦为观者留下一丝遗憾。考察团在认真欣赏各处浮雕，并考察其文化意涵的同时，也注意留存图片以作研究资料。浮雕精美，令人流连忘返。但之后还有考察安排，我们只能依依不舍地离开万佛堂，驱车前往下一处考察地点。
浮雕一隅
万佛堂内
考察团在万佛堂前合影
中午11时许，我们抵达此行第二处考察地点，位于房山区大石窝镇水头村的云居寺。云居寺始建于隋末唐初，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众多。云居寺由隋代僧人静琬（？-639）创建，至辽圣宗时期（983-1011）形成五大院落、六进殿宇的规模， 金、元、明、清各代都有修葺，不幸于1942年遭到日本侵略军轰炸毁坏，后又在原址重修。我们在云居寺讲解老师的带领下，进入这座千年古刹，聆听历史的声音。
一入山门，可见云居寺的主殿——毗卢殿，殿中供奉有一尊明代铸造的紫铜佛像，为毗卢遮那佛，重4.5吨，是云居寺四宝之一。殿前北边钟楼内，挂有一口铸于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的古钟，重1.7吨，又是云居寺一宝。绕殿而过，可见高大的北塔。云居寺北塔因塔身曾饰以红色，又称红塔，始建于辽代天庆年间（1111-1120），塔四周有四座唐代方形小石塔，其中西北角小石塔，建于唐景云二年（711年），又称为“景云塔”，是寺内最古老的一座塔，塔内还清晰可见唐代浮雕。行过北塔，我们来到了弥勒殿，殿前可见一通清代石碑，是清嘉庆皇帝两次到云居寺所题诗文，故又称“御笔龙碑”。
再向寺内深入，又见云居寺建立者静琬的墓塔。隋大业年间，静琬鉴于北周、北齐之废佛法难，恐佛法湮灭，发愿刻佛经于石上，以备不虞。虽说之后大规模的“法难”没有降临，但刻经事业却在云居寺延续了下去。唐贞观十三年（639年），静琬刻经之志未竟而圆寂，由门人继之。后经唐、五代、辽至明崇祯四年（1631年）止，师徒相传，代代接续，将1122部、3572卷佛经、3500多万字镌刻于14278块石板上，分藏于石经山藏经洞和云居寺地宫之中。我们进入云居寺内的石经地宫考察，可见一块块经书石板，诉说着千年的刻经事业。
石经地宫内景
云居寺内还有一件有助于法律史研究的“珍宝”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就是清光绪元年（1875年）十月三十日有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钦差查办事件”的奏折。此折由时任刑部左侍郎的沈家本亲笔手书。他在奏折中陈述了胡瑞澜、边宝泉等4份奏折的不同之处，言明杨乃武案仍有可议之处，促使浙籍京官联名上书，要求刑部再行审理，最终查明案件真相，使得称为清末奇案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得以平反。
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钦差查办事件”奏折副本
静琬初建云居寺时，并不在现今的位置，而是在距此不远的石经山上，所以我们惜别云居寺后，又前往石经山考察。石经山本名白带山，因时有白云缭绕山腰，形如白带，故名。隋大业十二年（605年），静琬选取此处为刊刻石经之所，开启了云居寺绵延千年的刻经壮举。所以最早的云居寺是指石经山，而现在人们所说的云居寺其实是云居下寺。考察团拾级而上，爬上石经山，登高而望，可见山势连绵，山间苍柏挺拔，美不胜收。在石经山上，共有9个藏经洞，计藏经石4196块。诸洞以雷音洞开凿最早，为云居寺最初的刻经之所。洞内有四根八面石柱，柱上雕有佛像1056尊，每尊佛像旁还刻有名号，各不相同，故称千佛柱。该洞原作经堂，为云居寺最初的主殿，有146块石经嵌在洞内四壁，据传为静琬亲手所刻。而其余八洞中也贮满历代所刻的石经，但已闭门锢封。此山也因藏有大量石经，白带山之名渐被石经山取代。
考察团在石经山雷音洞前合影
故地重游的研三同学
这并不是老师第一次带领学生们来到云居寺地区考察。时隔六年，故地重游，曾参加之前考察的同学心中感慨万分，并分享了自己心得。六年前作为本科生，她跟在老师和师姐的身后，第一次来到云居寺考察，充满了新奇和激动。老师渊博的学识，师兄师姐们的友善和包容，以考察带动研究的学习方式，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今，作为研三的师姐，同样还是跟在老师的身后，但已经成为考察活动的重要助手。因为客观原因，研究生期间我们能出去考察的次数不太多，甚至有时行程订好又被迫取消。但正是因为来之不易，我们更加珍惜每一次出门考察的机会。在出发前查阅并预习相关的背景知识，找到感兴趣的目标；将考察的行程安排得尽量高效又紧密，不浪费出行的任何一点时间。在整个行程中，带着“寻宝”的眼睛，通过拍照和录像的方式记录下点点滴滴；回来后，及时地整理和总结，不仅形成考察日记，还绘制碑刻分布图，分享和研讨重点碑刻等，使得我们每一次的出行都收获满满。六年来，因为老师，碑石课堂的专注、轻松、包容氛围从未改变。今日，故地又重游，心中充满了不舍，“贪婪”地记录着此时此地的每一处景、每一个人。非常庆幸自己当初选择了成为其中的一员，也希望将来作为学生的我们能有机会将这枚种子带到更多更远的地方，播撒出去。
在结束对于石经山的考察后，老师又带我们来到房山区窦店北京碧生源药业有限公司厂区，拜访九朝刻石文字博物馆的齐运通馆长。在收藏碑志的库房，我们仔细观摩了拓工制作拓片的过程。我们曾在老师与师兄的指导下学习过拓片的制作，但在看到专业拓工的操作时仍惊叹于他们的高妙技艺。
拓片制作
齐馆长的收藏中不乏重要墓志，如《大唐故周国夫人姬氏墓志》（详参仇鹿鸣《新见<姬总持墓志>考释——兼论贞观元年李孝常谋反的政治背景》），志主为女官姬总持。姬氏14岁嫁给义安王李孝常第六子李义余，贞观元年（628年）十二月，李孝常联合刘德裕等人密谋反叛，事发处死。姬氏没入宫中。次年，李治出生，姬氏成为保傅，唐太宗诏授为荥阳郡夫人，李治继位后封为周国夫人，麟德二年六月卅日（665年8月16日）在洛阳去世，时年56岁。
《大唐故周国夫人姬氏墓志》
我们还看到另一方珍贵的《大燕赠魏州都督严府君墓志铭》，这是少有的唐代使用安史年号的墓志。此方墓志的主人是安禄山谋士严庄之父严复，志文中有“四星聚尾”“金土相代”之语，说明了安史政权擅于利用传统的五德终始学说建构其政权的合法性，对于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详参仇鹿鸣《五星会聚与安史起兵的政治宣传——新发现燕<严复墓志>考释》）。除了唐代墓志，近距离触摸秦汉刑徒砖、唐代石刻仕女像等，也让我们受益匪浅。此次实践教学活动使我们目睹了许多珍贵文物以及第一手史料，也培养了我们客观、严谨的研究意识及合作互助的团队意识。进入历史的“第一现场”，激发学生的对于历史真相的探求欲，不仅让教学方式灵活多样，也让学生收获良多。我们热切期待着下一次的实践教学。
考察团与齐馆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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