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讯丨《唐碑的盛世之光》——“法度与气象：在碑刻中遇见盛唐”序言

唐碑的盛世之光

文/李雪梅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唐碑，是大唐精神气质的载体；

唐碑上的妙笔华章，是一道道耀眼的盛世光芒。

大唐是崇尚法度、创制法则的朝代。唐代流行的楷书因形体端正、笔画平直，又称正书、正楷。“楷，法式也。”“楷”字本身即具有规则典范之意。

楷书发展于魏晋南北朝。被视为魏碑第一的《张猛龙碑》，笔划方折果敢，书法俊秀刚健，开初唐楷书之先河。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法度森严，展唐初大雅；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气象庄严，立楷书正宗。至中唐，颜真卿《多宝塔碑》笔力厚重，正气凛然；柳公权《玄秘塔碑》秀中藏劲，清丽刚健，均成唐楷极则。

《孔子庙堂碑》

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唐楷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丰碑，其中凝聚着唐人探索书法的深度自觉和严格自律。唐代君臣执着于探索建构楷法书写的规则范式，使之与大唐盛世的庄重雄强、华贵典雅浑然一体。唐楷的笔法结构，无论是欧阳询的险绝、虞世南的融通，还是颜真卿的伟岸、柳公权的清秀，无不以庄重、中正为前提。他们以不断磨砺的千笔万画，铸就了令人仰慕的“盛德君子”“庙堂衣冠”“气象雍容”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理想，也展现了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

楷书在唐代能贯穿始终，首功当推唐太宗李世民。作为帝国初建时期的灵魂人物，李世民的一举一动都具有风向标的意义。他倡导君臣共治，选贤任能，定《贞观律》，薄赋省刑，以贞观之治为大唐奠基立业。书法上，他推崇王羲之，褒扬创新，所书《晋祠铭》《温泉铭》笔法清远高致。在君臣的通力合作中，尚骨力、重法度成为初唐的书法时尚。

《温泉铭》

唐代帝王多好墨书。帝王的诏敕御批也是臣下炫耀的资本。《修孔子庙诏表祭文碑》将太宗诏、高宗诏、皇太子疏、高宗祭告文合刻于一石；中宗李显手书的《赐卢正道敕》，玄宗李隆基御笔《赐张敬忠敕》《赐张九龄敕》，《会善寺戒坛碑》上代宗李豫的批答手迹等，皆与石同寿，流传至今。

唐玄宗是唐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任用贤能，整顿吏治，组织编纂《大唐六典》，提倡文教，励精图治，终创开元盛世。气势雄浑、气度开张的颜体，追随大唐的盛世风貌，展执笔者的家国情怀。对颜真卿的书迹，宋代欧阳修评称：“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宋代朱长文也评称：“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

继颜真卿之后的柳公权对唐楷进行整合创新，以重振法度。他将欧之峻劲、虞之遒润、褚之灵动、颜之雄茂融于一体，展现了“心正法正”、清刚肃重的儒者风范。“颜筋柳骨”也将唐楷的书写范式推向极致。

《玄秘塔碑》

严守法式的楷书是唐人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而唐朝法制体系的完备则是培育尚法传承的沃壤。唐代立法从《武德律》《贞观律》至《永徽律疏》，再至开元时期的《大唐六典》，精益求精，规制完备，成为传统中华法系的典范。唐代的科举制度也涵养着书法的社会功用。专门培养书法人才的“书学”与国子学、太学、律学、算学等并列；“吏部取人，必限书判”，楷法遒美渐成朝野共识。

唐人的“尚法”追求是全方位的，法制、书艺、诗歌、建筑莫不如此。清人钱木庵评唐代律诗言：“律者，六律也，谓其声之协律也。如用兵之纪律，用刑之法律，严不可犯也。”与唐楷的法度追求，可谓异曲同工。

本次展出的40余件展品，主要集中于唐太宗在位的贞观年间（627-649）和唐玄宗在位的开元（713-741）、天宝年间（742-756），另武周朝（690-705）、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德宗建中年间（780-783）、宣宗大中年间（847-859）也是名碑荟萃。它们共同支撑起初唐、中唐和晚唐碑刻政治发展的主干。

包容广博和自信张扬是盛唐气象的标志。就唐碑而言，文体既有表现君臣互动及政务实施的诏敕公文，也有朝廷崇儒、重道、亲佛乃至尊重外来宗教的记事；内容既有涉及监察、监狱和感化罪犯的设施建造，也有对女性曲折人生的纪实铭刻；形制既有可载数千文字的巨制高碑，也有据原式摹刻的袖珍方石；既有螭首龟趺的严谨碑式，也有表二圣共治的束石创新……这些综合载录国家典制、日常行政、宦海沉浮、宗教信仰、中外交流、女性形象的碑石资料，可让观者感知大唐的法度尊严、贤君名臣的治国理想、书法的持久魅力。

《上官婉儿墓志铭》

“尚法”从来不是孤立而行。大唐推崇法制，法度形塑盛唐。与唐人生活密不可分的碑石，已然成为彰显盛唐气概与风骨的重要载体。其所映射的盛世之光，也将激励后人崇法尚德，谱写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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